冼星海傳略

冼星海先生，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於澳門出生，原籍廣東省番禺縣。據二○二五年發現之清嘉慶二十四年廣州番禺《河村冼氏族譜》殘本記載，番禺河村冼氏十九世億楊〔星海曾祖〕，生一子容添〔星海祖父，生卒年不詳，又族譜僅記於此〕。容添娶盧氏〔星海祖母，生卒年不詳〕，操工作業。容添生子喜泰〔星海父〕為漁民（一說艇民），曾作海員，生年不詳，一九○四年卒。喜泰娶黃蘇英〔星海母〕，農婦，廣東番禺欖核村人，生年不詳，一九四五年卒。母系親屬多居澳門。外祖父黃錦村，生年不詳，操航海業，一九一一年卒。外祖母姓名、生卒年不詳。妗母、表弟於澳門務工。冼氏曾自述有一胞兄早歿，然未見文獻佐證，存疑。又有說冼氏原籍為該縣欖核鎮湴湄村，今屬廣州市南沙區，惟此說欠缺直接證據支持。冼氏於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日與錢韻玲訂婚，二人於翌年八月五日誕下一女名妮娜〔適郭〕。又一九四四年四月冼氏旅居蘇聯期間，於哈薩克斯坦庫斯塔奈結識俄籍女子拉薩爾・薩奇耶夫娜（Рашель Садьена），冼氏對其愛稱為萊婭（Ray），二人具事實婚姻，然未有子嗣。

冼氏曾先後使用漢語拉丁化音譯名Sinn Sing-hoi、Sinn Sing-hai、Sien Sing-hai，俄文音譯名Сиен Син-xай，世界語譯名Sien Sing-xai等。俄羅斯、哈薩克斯坦、蒙古等地人士曾將冼氏姓名發音譯為Си Син-хай、Си Син-хае、Си Син-хаем、Си Син-хая、Сянь Син-хай等，美國人士曾將冼氏姓名發音譯為Hsu Hsing-hai、Hsian Hsing-hai、Hsien Hsing-hai等，今多用漢語拼音Xian Xing-hai表示。又冼氏曾於上海取筆名「先力」，於蘇聯化名「黃訓（Хуан Шун）」、於蒙古化名「孔宇」。

冼星海自幼寄居外祖父黃錦村處，至一九○九年五歲前多患奇病，居住澳門期間曾習《三字經》等蒙書。一九一一年六歲時，因母親赴南洋打工，冼氏亦隨之前往，入當地私塾，並於雇主家陪伴公子遊戲、讀書、打網球等，兼操雜活。一九一五年十歲時，入新加坡聖安德烈學校（St. Andrew's School）就學，時約一年。一九一九年十四歲時，經介紹入新加坡養正學校作工讀生，因母親受雇他埠，故在校食宿，兼職校內搖鈴管理，助音樂教師區健夫整理樂器，並隨班學習管樂器吹奏，曾在校軍樂隊擔任樂隊隊長及指揮。冼氏課餘時間亦勤習書法，頗有小成。

一九二一年十七歲時，因養正學校校長林耀翔應邀主持嶺南大學華僑學校，冼星海遂由林氏推薦返國入讀該校，後轉入嶺南大學附中一九二八級。期間，冼氏住校內草棚宿舍，販售文具以工讀，並參加校內歌詩班、管樂隊，亦曾至香港參加電影樂隊工作，積極參加校內基督教青年會活動，多次為其籌備音樂活動並參與演出，也與同學積極參與村童服務活動。期間，冼氏結識鄭志聲，參與鄭氏組織之中華音樂會。又一說冼氏於嶺大附中求學期間，曾以工讀形式參與佛山華英學校組織樂隊事宜〔惟此說尚欠直接證據支持〕。一九二五年二十一歲時，冼氏就讀嶺南大學預科，並於嶺南大學附設華僑學校任庶務職，參與校內音樂活動籌辦；至是年秋季，冼氏休學北上，於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作小提琴選科生，亦或曾於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進修。一九二六年二十二歲時，冼氏於夏季中斷北京學業，返回廣州，曾任青年會全會事業部音樂主任、青年會ＡＮＹ弦樂隊主任，並在培正中學指導銀樂隊。一九二七年二十三歲時，冼氏續讀嶺南大學預科，並任附設華僑學校音樂助教員，任職期間將母親接入校內簡易竹棚宿舍團聚，又積極籌辦校內外各類美術、音樂活動，參與演出。

一九二八年二十四歲時，秋季，冼氏辭嶺南大學軍樂隊長職，赴上海入國立音樂院學習小提琴，經蕭友梅安排在校工讀，期間結識田漢並參與南國社活動。一九二九年二十五歲時，冼氏於春季參與上海音樂會籌辦及成立後相關活動，參與南國社巡迴演出，又夏季因國立音樂院接連爆發「暑假學生住校紛爭」及「改制專科學校」等案，冼氏積極參與學潮，遂未獲得改制後之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發給註冊通知，變相遭校方開除。是年底，在陳銘樞及同學、友人之資助下，冼氏奔赴法國勤工儉學。

冼星海旅法途中曾於新加坡停留，在當地任英文教員以維持生計，又曾受該埠社團邀請演奏。一九三○年二十六歲時，冼氏於春季又獲當地友人資助湊集赴法旅費，抵達巴黎。抵法初期，冼氏於巴黎拉丁區城區一華人餐廳謀職，工作忙碌、工資低廉，只得工餘時候於後廚練琴；日後因遭裁員，遂從事理容、雜役、賣藝等職。一九三一年二十七歲時，冼氏於夏季結識二度留學法國的馬思聰，並獲馬氏介紹得以師從保羅・奧別多菲爾（Paul Oberdoerffer）學習小提琴，又向保羅・佛謝（Paul Fauche）學習高級和聲學，並考入巴黎聖樂學校（Schola Cantorum）攻讀作曲班（Clsses de Composition Musicale）及管弦樂隊指揮班（Classes de Direction d'Orchestre），師從愛日・加隆（Noël Gallon）學習和聲、對位、賦格，以及師從萬桑・丹第（Vincent d'Indy）、里昂古特（Guy de Lioncourt）學習作曲，並師從馬塞爾・拉卑（Marcel Labey）學習指揮。一九三二年二十八歲時，冼氏與季繼紅、鄭志聲、曾竹韶、李俊昌成立中國留法音樂學會。年底，向普羅科菲耶夫（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Прокофьев）學習，並在其家中幫傭。一九三四年三十歲時，冼氏於九月入巴黎國立音樂及朗誦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Musique et de Déclamation，又稱「巴黎音樂學院」）由保羅・杜卡（Paul Dukas）開設之作曲大師班。又冼氏在法期間，作有〈風〉〈ｄ小調小提琴奏鳴曲〉〈遊子吟〉，與小提琴組曲、鋼琴組曲等。一九三五年三十一歲時，因保羅・杜卡逝世，又冼氏基於經濟情況或愛國思鄉情懷等考量，中斷巴黎音樂學院學業，向校方申請休學（請假）一年，於夏季自法國搭乘貨輪經非洲、安南抵達香港，曾於九月間短暫在廣州活動後，復經香港轉乘客輪返回上海。

冼星海在滬期間，積極參加電影、話劇配樂工作，並涉足抗敵救亡歌詠運動，亦多參加文化界各項進步活動。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冼氏加入中國舞臺協會，並於「一二九」運動前夕擔任山海工學團之音樂講師，又受「一二九」運動影響，於一九三六年三十二歲時，自元月起開始創作抗敵救亡歌曲，結交滬上各界人士，加入呂驥成立之詞曲作者聯誼會（又名「中國歌曲作者協會」）。同年春季，因冼氏創作〈救國進行曲〉〈戰歌〉所灌錄之唱片銷量頗豐，遂經任光推薦入職百代公司，後又入職上海新華影業公司。冼氏在滬期間，曾積極參與新華影業公司、四十年代劇團、業餘實驗劇團等影劇配樂工作，為電影《王先生奇俠傳》《壯志凌雲》《夜半歌聲》《黃海大盜》，話劇《流民三千萬》《復活》《大雷雨》等作曲。冼氏曾參與上海音樂界「援綏音樂大會」「賑災遊藝大會」等公益性質演出，加入中蘇文化協會上海分會並於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逝世一百週年紀念大會上演出。又冼氏曾於上海文化界公開發表之〈反對意國水兵暴行宣言〉〈爭取演劇自由〉等聲明上聯署。一九三七年三十三歲時，抗戰軍興，冼氏加入中國劇作者協會、國民救亡歌詠協會等組織、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又「八一三」淞滬戰爭開始，冼氏加入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戰時移動演劇第二隊，隨隊離滬北上，沿途經青浦、昆山、蘇州、南京、徐州、開封、洛陽、鄭州等地，赴各城市村鎮開展抗敵救亡歌詠運動。冼氏除參與演藝活動宣傳抗戰理念之外，亦積極培育各地歌詠幹部人才，創作抗敵歌詠作品，於是年十月抵達武漢，參與中國影片廠製作、金山執導之電影《最後一滴血》配樂工作，創作歌曲〈江南三月〉（施誼詞），惟該電影未拍攝完成。

一九三八年三十四歲時，冼星海入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於第六處第一科與張曙共同負責音樂事務，參與籌辦各類抗敵歌詠活動，績效頗豐。是年四月九日，「武漢各界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週」舉行「歌詠日」，當地十餘組歌詠團體計千餘人聚集中山公園高唱抗敵歌詠作品，又沿武漢各主要道路遊行；翌日舉行美術、歌詠聯合火炬遊行及江面歌詠火炬遊行，場面壯觀，係抗戰時期武漢乃至全國之盛事。又冼氏在漢期間，曾主持「歌詠幹部訓練班」以培養抗敵歌詠幹部人才，成立海星歌詠隊，並先後完成聲樂套曲《鬥爭就是勝利》（侯唯動作詞）三首，抗戰歌詠作品〈在太行山上〉（桂濤聲作詞）、〈我們的隊伍向前走〉（康駿作詞），藝術歌曲〈野睡〉〈溫靜的綠情〉〈妹妹你是水〉（皆應修人作詞），著手創作宏大篇幅、以中華民族抗敵救亡圖存為要旨的《民族交響樂》（惟未全部完成，作品部分素材改寫成第一交響曲《民族解放》）等作品。是年六月十八日，大同音樂會主辦「冼星海先生抗敵歌曲演奏會」。另外，冼氏曾留意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陝北公學刊登之招生廣告，並曾會見延安青年，故對延安情況頗為關注，經聯繫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全體教職員生撰寫聯名信並發給聘書，冼氏遂於是年十月攜錢韻玲離開武漢，於十一月三日抵達延安。

冼星海執教魯迅藝術學院期間，講授作曲、指揮、曲式等課程，後被選拔為音樂系主任。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冼氏創作歌劇《軍民進行曲》（王震之編劇，天蘭、安波等作詞）。一九三九年三十五歲時，冼氏積極參與二月開始之生產運動，又於三月上旬創作《生產運動大合唱》（塞克作詞），並因抗敵演劇第三隊來訪延安，為光未然詩作《黃河吟》創作《黃河大合唱》。上列作品先後首演後，獲得延安軍民一致好評，尤其《黃河大合唱》屢次演出，成為其代表作品。九月間，冼氏創作《九一八大合唱》（天藍作詞）。又冼氏在延期間，亦兼職於中國女子大學，為其培育抗敵歌詠人才，並撰寫〈魯藝與中國新興音樂〉〈民歌與中國新興音樂〉〈民歌研究〉等論述文章，參與當地各類集體創作研討，並與當地機械工廠及學校來往、譜寫廠歌及校歌等，又積極蒐集當地民調，向日本戰俘及朝鮮人士記錄民歌曲調。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冼氏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至十二月三日成為正式黨員。一九四○年三十六歲時，自元月四日起，冼星海參加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經推舉成為主席團成員，並以「邊區的音樂運動」為題演講，又當選為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執行委員。二月二十日，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舉行，冼氏被推舉為籌備委員。三月，冼氏創作《三八》歌舞活報劇（蕭三作詞），又獲選為魯迅藝術學院模範婦孺工作者。同月二十一日，冼氏撰寫〈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一文，自述其習樂、投入抗敵歌詠工作之生平事跡。同月二十五日，為山西犧牲同盟會完成創作《犧盟大合唱》（傅東岱作詞）。

一九四○年五月十一日，經中共中央委託，為赴蘇聯學習、考察（又說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後期製作），冼星海與袁牧之離開延安，至西安等候交通前往蘇聯。冼氏在西安約滯留半年，期間亦創作不輟，作有歌曲〈戰時催眠曲〉（孟斧作詞）、〈背縴歌〉（陳子展作詞）、〈楊柳枝詞〉（〔宋〕朱敦儒〈柳枝〉詞作）、〈竹枝詞〉（〔清〕彭羨門詞作）等。十一月中、下旬至十二月間，冼氏與袁牧之經蘭州、哈密、迪化（烏魯木齊）、伊犁、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抵達蘇聯莫斯科，期間結識當地作曲家，積極交流，學習創作技術。一九四一年三十七歲時，春季，冼氏完成第一交響曲《民族解放》，並為《黃河大合唱》改編為西式管弦樂隊伴奏，是為華麗壯大之鴻篇巨著。惟至是年六月二十二日，蘇德戰爭爆發，然因戰事、政治形勢等問題，難以直接返國，故十一月時冼氏與袁牧之轉赴蒙古烏蘭巴托。一九四二年三十八歲時，冼氏曾於烏蘭巴托中國工人俱樂部擔任音樂組教員，在蒙期間結交當地作曲家，並積極參與當地文藝活動，影響甚大。又是年十二月，應共產國際要求，冼氏輾轉抵達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期間或與同行國人就是否回國意見有所分歧，惟因局勢所迫，只得在阿拉木圖居留謀生，期間生活窘困。一九四三年三十九歲時，下半年，冼氏獲哈薩克斯坦作曲家協會巴希特然・拜卡達莫夫（Бахитжан Байкадамов）協助，得以暫居其胞姐達娜比克・拜卡達莫娃（Данабике Байкадамова）處。一九四四年四十歲時，元月，冼氏經推薦前往哈薩克斯坦庫斯塔奈，參與哈薩克江布爾國家音樂館庫斯塔奈分館成立工作。六月，冼氏完成交響詩《阿曼蓋爾達》，並於哈薩克庫斯塔奈戲院舉辦「阿曼蓋爾達」音樂節首演。

一九四五年四十一歲時，經赤色革命互濟會邀請，冼氏攜萊婭於五月轉赴莫斯科。惟國際救濟總會等單位未及時安置，導致冼氏患病，健康狀況急轉直下，多項病症併發，經李立三夫婦協助，以及共產國際介入關切，獲安排於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醫院接受治療。冼氏生前屢次向多方致信，冀望有關當局機構改善自己與萊婭的生活待遇，以及期待能在莫斯科演出第一交響曲《民族解放》及《黃河》等作品，甚至有意加入蘇聯作曲家協會，惟終未獲首肯。十月三十日晚十一時至翌日零時間，冼氏因病不治，於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醫院逝世。是年十一月上旬，莫斯科中國留學生會同蘇聯有關部門，於頓河修道院為冼氏舉行追悼會，其後事由李立三夫婦及萊婭共同操辦。經中、蘇二國交涉，冼氏骨灰於一九八三年運返中國，暫奉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遷葬廣州麓湖公園星海園。

冼星海旅居蘇聯、蒙古期間，先後作有第一管弦樂組曲《後方》、第二交響曲《神聖之戰》、第二管弦樂組曲《牧馬詞》、第三管弦樂組曲《敕勒歌》、第四管弦樂組曲《滿江紅》、藝術歌曲集《詩歌十首》、鋼琴曲《哈薩克舞曲》三首、藝術歌曲集《古詩十首》、管弦樂《中國狂想曲》等。又作有管弦樂音畫《中國生活》及《中國舞曲三首》等，惟未見樂譜留存。

冼星海逝世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刊登〈中國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同志病逝〉，為國內最早正式訃告。又是月十四日中午十二時，延安魯藝大禮堂為冼氏舉辦追悼會，毛澤東題悼詞云：「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致哀」，故冼氏獲文藝界人士尊稱「人民音樂家」。隨後，國內各地均舉辦相關紀念活動，往後各年亦舉辦作品音樂會以茲紀念。一九五一年，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將《黃河大合唱》交響合唱版總譜手稿影印發行。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馬可於北京以「冼星海是我國傑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音樂家」為題演講，講稿曾獲《人民音樂》連載並又刊印為單行本，係中國大陸地區早期主流意識形態下，為冼氏之成就定位。

然自一九五七年四月起，上海音樂學院學生汪立三、劉施任、蔣祖馨於《人民音樂》發表〈論對星海同志一些交響樂作品的評價問題〉，開啟「星海評價問題」爭論。隨後，韓中傑、姚牧、王雲階等參加論爭。至一九五九年，汪、劉、蔣三人因受「星海評價問題」爭論影響，被劃為「右派」，被遣送至黑龍江「改造」。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樂團根據《黃河大合唱》改編（殷承宗、盛禮洪、儲望華、劉莊等人執筆）之鋼琴協奏曲《黃河》於一九七○年五月正式首演，隨後成為著名曲目，長期搬演至今。「文革」末期，一九七五年七月由鄧小平負責的「文藝調整」政策開始實施，至十月二十五日「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音樂會」於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由中央樂團創作組成員施萬春、田豐、陳兆勳重新編曲配器之《黃河大合唱》首演（惟闕第三樂章），備受歡迎、傳播廣泛，此新編曲配器版本亦長期搬演至今，然其中第三樂章〈黃河之水天上來〉係由施萬春於一九八七年重新創作，已非冼星海作品。

「文革」結束後，冼星海創作之群眾歌曲，以及中央樂團重新配器之《黃河大合唱》，已成為眾多中國大陸地區音樂會、文藝晚會、政治活動的保留曲目，國外亦有相關演出，唱片錄音亦甚多。臺灣地區自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令」後，《黃河大合唱》等冼氏作品亦可上演。中國藝術研究院曾分別於一九六二年及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分別印行《冼星海專輯》四冊，又於一九八四年影印〈ｄ小調小提琴奏鳴曲〉《溫靜的綠情》《哈薩克舞曲》《犧盟大合唱》《詩歌十首》《古詩別情》手稿發行，至一九九○年《冼星海全集》全十卷悉數出版。中國大陸地區亦曾舉辦數次關於冼星海之學術研討會、紀念會等。現時，廣州番禺博物館、星海音樂學院、澳門文化局、廣州星海園等機構設有冼星海紀念館。而冼氏多數手稿及遺物，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典藏。

然冼星海多數藝術歌曲、器樂作品，因音樂風格及創作技術等方面問題，至今未能經常演出。一九五○年代至一九六○年代期間，中央樂團及上海交響樂團曾將冼氏樂隊作品加以改編刪減演出，部分留有錄音。一九八○年代，為編輯《冼星海全集》，上海樂團、上海交響樂團曾演出經瞿維等人整理修訂之冼氏部分樂隊作品，雖其中有非正式錄音檔案流傳，但正式錄音迄今尚未出版。二○一五年五月十六日，經查太元校訂之冼氏原配器版本《黃河大合唱》由上海愛樂樂團假東方藝術中心音樂廳首演。二○一八年，國家藝術基金項目《絲路星海──冼星海音樂作品巡演音樂會》於中國大陸地區二十八城演出四十場，曲目包括《滿江紅》《中國狂想曲》選段及經人配器之《阿曼蓋爾達》。

目前中外學界關於冼星海之評價，較具代表者有馬可《冼星海是我國傑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音樂家》云：「我們瀏覽一下冼星海的創作，就會發現：他絕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特別是反映了當時的革命鬥爭的。……由於接觸了群眾，參加了鬥爭，因此他從前的那種『普遍的音樂』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時他揚棄了從前那種依靠個人奮鬥的做法和希望利用統治階級的力量的幻想，而在思想中開始醞釀如何建立『工農音樂』的問題。……實際上，冼星海也從來沒有反對過或忽視過專業技巧的作用，這從他開始學習音樂起一直到最後在蘇聯的幾年間，不論什麼時候他總是非常重視專業技巧的作用並切在創作中表現了出來。……」

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云：「冼星海是我國近代音樂史中一位罕見的多產作曲家……和聶耳一樣，冼星海對音樂創作的革命傾向性，以及對以音樂創作『為政治服務』的認識，不是很膚淺地僅僅把它作為一個題材的問題，更不是單純喊喊『政治口號』的問題，他要求自己堅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場上，正確地認識現實，深刻地反映現實，以強烈的革命熱情去反映人民的鬥爭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冼星海在他短促的一生中曾創作了一定數量的器樂作品，其中除了少數是在法國學習音樂時所寫的以外，大多數是在他到了蘇聯之後，特別是最後幾年所寫的。可惜由於當時處於蘇德戰爭的環境，以及由於他健康狀況的惡化和他的早逝，這些作品大部分僅只完成了草稿，來不及聽到實際的試奏，更來不及進行必要的修改。因此，他的這些創作有待後人進一步做整理訂正、試奏和專門的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一部分經過初步整理、試奏作品的情況可以看出，冼星海在這個領域也進行了大膽的探索。這些探索曾為我國現代器樂創作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總之，冼星海在器樂創作中力圖以重大的題材、深刻的思想性與鮮明的標題性相結合，力求通過自己的這些創作確立器樂創作的革命方向，開闢一條交響音樂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道路，這些正是他在器樂創作方面的主要貢獻和意義。」

理查德・克勞斯（Richard Curt Kraus）《鋼琴與政治在中國（Pianos and politics in China）》第二章〈作曲家冼星海的遺產歧義（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omposer Xian Xinghai）〉云：「中國音樂界對冼星海的崇敬，與文學界對魯迅的崇敬頗為相似。冼星海作為革命時期的音樂領軍人物直至逝世，而他的崇高地位一直由其延安時期的學生、同事們維護，又這些人後來得以在文化官僚機構開展事業，也是建立在與冼星海的關係上，冼星海一生亦展示著如何將資產階級音樂和社會主義革命相結合。……冼星海作品中呈現的『民粹主義（Populism）』是確實的，從他至今仍廣為流傳的《黃河大合唱》和抗敵歌詠作品中可以很容易地聽出。但他最看重的作品，卻很少被演奏。例如，人們都談論冼氏是中國第一部交響樂的作曲家，但令人驚訝的是，他的第一交響曲《民族解放》直到一九八五年才首次演出〔編按：原文如此，然所謂「直到一九八五年才首次演出」不確〕。當冼氏臨終前為其重要作品編號時，他將創作之幾百首革命歌曲排除在外，最後又回歸具有歐洲音樂文化的大合唱、交響曲、鋼琴組曲和其它古典形式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卻被封存，不僅不能演出，而且不能研究。……由於政治原因，冼星海『民粹主義』的一面被誇大，他具有世界性的一面被削弱。革命，席捲了二十世紀中國的藝術，迫使人們做出選擇：音樂可以是現代的，因為它與歐洲文化相似，且它同時也為革命服務。中國音樂的政治因素使這兩種現代性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凝聚。雖然它們有時會相互脗合，但也會出現分歧。當菁英主義盛行時（如『百花齊放』或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音樂家們被要求把西方的形式變成中國的形式，或者顯示出中國人對『國際』音樂技巧的掌握。當『民粹主義』佔主導地位時（如延安或『文化大革命』時期），音樂家的任務是將民族形式採用到現代音樂中，為革命服務。由於冼星海與中國的『世界主義』音樂文化和『民粹主義』音樂文化均有聯繫，他逝世後的形象被用來掩蓋兩種主義之間的緊張衝突關係，正如其生前之創作事業一樣。人們崇拜冼星海的不尋常之處，在於儘管中國政治氛圍發生變化，仍能與人們崇拜魯迅一樣經久不衰。冼星海曾受到文革激進派的推崇，現在又受到時下菁英、領導者的尊敬。音樂家們多知曉冼氏創作充滿世界性。然政治領導者則強調其『民粹主義』，以鼓勵後學繼續維護冼氏的政治、音樂遺產。又中國的音樂工作者亦發現冼星海崇高的『聖人』形象，對於保護整個西方古典音樂事業的目的有所助益。同時，左翼人士則將冼星海的複雜性簡單化，使得今時諸多西化的音樂家們，私下裡對其記述、經歷嗤之以鼻。」

顏廷階《中國現代音樂家傳略》云：「冼氏雖然英年早逝，但比起其他的藝術家們在『文革時期』慘遭迫害的文人，也許還幸運得多。他一生中創作了近三百首作品，包括四首大合唱、兩齣歌劇、兩首交響樂曲、四首交響組曲、二百餘首各種形式體裁的歌曲，十餘首其他形式的器樂曲等，堪稱多產作曲家。」

劉靖之《中國新音樂史論》云：「冼星海是中國新音樂發展史裡一位舉足輕重的作曲家，對新音樂的發展作了重要的貢獻。可能由於經濟困難，在巴黎時他無法專心學習，未能好好地掌握作曲所需要的各種技法，但他窮畢生之精力，忘我地創作、試驗，寫出了許多歌曲和器樂作品。這些作品不僅發揮了巨大的力量，也是中國音樂文化的寶貴文獻。冼星海的音樂具有一種質樸豪放之氣，孕育著濃厚的中國傳統精神，可惜他的天賦未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便英年早逝，實在可惜。」

二○○一發行之《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第二版云：「就像同時期的聶耳一樣，冼星海逝世後，他的形象一直被中國共產黨視為革命音樂家的典範，他目前在中國音樂界的聲譽，主要是出於政治動機及對其生活、性格的討論，而不是他作品的實質分析及具體影響。冼星海嘗試作曲時，是希望能提高中國的音樂水平，但實際上從作品風格而言，冼星海頗似民粹主義者（Populist），即使在他的大型作品中，其紋理和結構也通常簡單明瞭。他作品中的和聲語言，既反映其受外國技法的影響，亦反映其根據中國音樂元素材料發展出更緊密的風格嘗試。」

綜覽冼星海一生，雖出身貧困，然因母重視教育，遂得良好之培育養成，又獲林耀翔、區健夫等人啟蒙提攜，始踏入音樂生涯。其廣州求學時期，便奠定堅強志向及良好文化素養，又願奔赴北京、上海等地進修，提昇能力。即便就讀國立音樂院期間受學潮波及，難以完成學業，仍設法在有限資源中遠赴法國巴黎拓展視野，實屬難得。返國後，冼氏貼近群眾生活，積極參與文化進步活動，以影劇音樂宣揚理念，並赴各地開展抗敵歌詠救亡運動，對我國抗戰文化事業有重要影響。在延安執教期間，冼氏在有限條件下，創作新形式及內容之作品，既得各界歡迎，亦為我國音樂創作發展史留有重要成就。又冼氏赴蘇聯、蒙古時期，在艱困的戰爭環境下，創作出眾多具探索、試驗性質的藝術作品，使其創作版圖更為完整，成為我國音樂發展歷程的重要資產。

遺憾的是，即便冼星海確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史貢獻頗多，在藝術形式突破與內容創新方面大力探索，又不忘與民族風格相結合，其抗敵歌詠作品亦能召喚群眾救亡意志、為國家服務，然時至今日，冼氏僅有部分抗敵歌詠作品，以及「文革」期間經改編之大眾通俗化版本《黃河大合唱》等曲目較常搬演傳唱，甚至部分篇章由他人作品替換，冼氏其他更具開創、深度、試驗性質的藝術創作較被忽視，今人尚不易就藝術發展及創作技術層面正確理解冼氏之成就、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