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譜主冼星海先生，農曆五月十一日亥時生於澳門，寄居外祖父黃錦村處直至七歲，至五歲前多患奇病。考譜主之家世：原稱籍貫為廣東番禺（今涵蓋廣州市番禺區、南沙區，以及部份天河區、海珠區、黃埔區、白雲區、越秀區），又據清嘉慶二十四年廣州番禺《河村冼氏族譜》殘本記載，番禺河村冼氏十九世億楊〔譜主曾祖〕，生一子容添〔譜主祖父〕。容添娶盧氏，操工作業。容添生子喜泰〔譜主父〕為漁民（一說艇民），曾作海員，生年不詳，一九○四年卒。喜泰娶黃蘇英〔譜主母〕，農婦，廣東番禺欖核村人，生年不詳，一九四五年卒。母系親屬多居澳門務工。

【自述】〈致中共魯藝支部的自傳〉云：「父親名喜泰，是廣東番禺縣人，做過打魚和航海的事。三十五歲就死了！母親名蘇英姓黃（廣東人），一個未受過教育的鄉下人。因自修關係，頗識字，不能寫。家裡沒有產業，父親死時，我是一個遺〔編按：『遺』字《全集》作『懷』〕腹子！祖父養我長大，到七歲時祖父死了。……在廣州時我又教疍民和工人夜學，村童學校」（見《專輯》第一冊頁二三二至二三九）該篇自傳文末標明撰寫時間為公元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寫於延安。《全集》稱本傳寫作地點為魯迅藝術學院，又《全集》注：「本篇是冼星海為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寫給中共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支部的自傳。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

又〈我的履歷（簡單歷史）〉云：「我叫冼星海（沒有別號），生長在廣東番禺縣，現年三十二歲。父親名喜泰，母親名黃蘇英。父親做打漁及航海事業，他在三十五歲死了，母親是農婦，未受過教育。父親死時，我還在母親腹裡，……我還有妗母在澳門縫衣度日，表弟黃春，在印刷廠做工。……」又《全集》注云：「這是冼星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寫給組織的履歷。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本篇寫作時間不詳。」（見《全集》卷一頁三八五至三八八）此傳未見於《專輯》。

又先生另篇自傳云：「生長在澳門，原籍廣東廣州。祖父做海員，父親名喜泰，曾業漁業，後又做海員。母親未曾多受教育，身體非常康健，但並沒有很多學問，也〔編按：此處疑闕『未』字〕受過很好教育。母親黃蘇英生了二人，我的長兄在三十歲時死掉，我在後十年生。我還沒有見過父親的面，父親已死去了，我是一個懷〔編按：『懷』字疑作『遺』〕腹子，母親靠兩手操工養活我，同時我也從七歲開始奮鬥。我有一個表弟名黃春，表妹阿鳳，妗母，有舅父三人，現在不知生死，據說有兩個已死掉！表弟做印刷，妗母在澳門縫衣過日，還有三個姨母、姨丈，大半做海員的多！」（見《專輯》第二冊頁二三九至二四三）此傳未見於《全集》。

【攷】黃蘇英信函云：「祖父名容添，祖母盧氏，操工作業。父親名喜泰，生於陰曆已巳年九月廿六日亥時，操航海業，壽命卅六歲，終於十月初五日申時。母親黃氏，生於壬申年四月廿四日酉時，父歿時母卅三歲。兒出產澳門，生於父歿越年五月十一日亥時，自一至五歲多奇病，有生以後寄居外祖父家（名黃錦村也操航海業），及七歲外祖父歿，遂遷居星洲，後來各事諒必知之。籍貫番禺。此星海所歷大要，至於瑣事已不復記憶矣。母黃氏字達。夏曆年。」此函原件存中國音樂研究所（現隸屬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現依番禺博物館冼星海紀念館展示影本釋文。

又〈冼星海同志傳略〉云：「冼星海同志，廣東番禺縣人，自幼家境貧苦，父親以捕漁為業。」

又〈年譜紀略〉云：「（一九○五年）冼星海同志生於廣東番禺。（父親名冼喜泰，以漁航為業，母名蘇英，係農村婦女，星海同志生時父已去世，幼年依祖父生活。）」

又〈諶譜〉云：「（一九○五年）生於廣東番禺。父親名叫冼喜泰，是一個船工，冼星海出世時他已去世了；母親名叫黃蘇英，是一個農村婦女，小時候，冼星海完全依靠祖父生活。」

又錢韻玲〈憶星海〉云：「星海出生在一個貧苦漁民的家庭，因為是在星夜大海之中的漁船上降生，母親就給他取名星海。童年時代他受盡了生活的磨難。」

又司徒懷〈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和我們一家〉云：「星海的母親叫黃蘇英，係廣東省番禺縣欖核村人。是一位很慈祥、開明而又極其了解兒子的事業的好母親。星海出生時父親已死去，母親艱難地把他撫養大。」（見《他們的歲月──追思楊夫戎和司徒懷》頁四一○至四二一）

又司徒懷〈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和他的母親〉云：「星海的母親叫黃蘇英，是廣東省番禺縣欖〔編按：『欖』字原誤作『橄』〕核村人。星海出生時，父親已故。」（見《他們的歲月──追思楊夫戎和司徒懷》頁四三三至四三五）

又《全集》編輯委員會云：「這位廣東番禺貧苦漁民的遺腹子，在衣食不周、頻頻失學中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見《全集》卷一前言）

又〈秦譜〉云：「六月十三日晚十時左右（夏曆乙巳五月十一日亥時），誕生於澳門珠江海濱之一漁船，時值『星夜大海』，故取名星海，後旅居蘇聯時自名『黃訓』，旅居烏蘭巴托時自名『孔宇』。原籍廣東番禺，……」另〈秦譜〉將「黃蘇英」誤作「黃素英」。

又王次炤〈作曲家冼星海的生平和創作〉云：「一九○五年六月十一日冼星海出生於澳門的一個貧困的漁民家庭，他父親冼喜泰，廣東番禺人，曾經做過海員，後來主要依靠捕魚謀生，在冼星海出生前其父已經故世，由母親黃蘇英撫養，並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在澳門生活了六年，度過了他最初的童年生活，在澳門這塊土地的養育下，從一個無知的嬰孩逐漸成長為一個懂事的孩童。」《文化雜誌》將此文著者姓名誤作「王次昭」，現更正。

又馮明洋〈星海音樂的人文精神〉云：「嶺南文化是哺育星海早期音樂生活的主體。兒時的水上生涯和漁歌疍歌的薰陶，母親口授民歌〈頂硬上〉所蘊含的苦難命運與拚搏精神……」

又冼妮娜〈訪澳門有感──記澳門紀念先父冼星海誕辰九十週年〉云：「那張照片是我父親在澳門出生的地點。在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誕生了一個遺腹子，就是我的父親。他在苦水中誕生，跟著我奶奶黃蘇英和太公黃錦村，在澳門渡過了苦難的童年。在澳門的下環街及番禺水域，留下了他的足跡。家鄉的一切影響著他。……我奶奶是澳門漁家女。她純樸，善良，勤勞，又有遠見。她是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女性。我父親非常尊敬她。她從小教我父親唱兒歌童謠，有〈月光光〉〈頂硬上〉……，教導他如何做人，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啟蒙先生。」

又徐燕琳〈水的精神與水的力量──從《黃河大合唱》談冼星海音樂經典的形成〉云：「冼星海生在一條疍家漁船上，由母親黃蘇英和外祖父撫養長大，在澳門度過了六年最初的童年生活。」

又《信息時報》於二○一四年三月五日刊〈欲打造「星海故里」品牌建議欖核鎮改「星海鎮」〉報導云：「南沙區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欖核鎮地方組、民盟南沙區基層委員會共同提交《整合『星海文化』資源　打造『星海故里』品牌》的提案。在大會發言中，南沙區欖核鎮黨委副書記陳志輝提出，根據冼星海之女冼妮娜女士的表述以及冼星海個人檔案資料顯示，均證實冼星海的祖籍是欖核鎮湴湄村，欖核鎮因此坐擁『冼星海故里』的美名，勢將成為推動南沙新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核心動力。」

又劉迪生《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歲月》云：「如同許多出生在海邊的疍民一樣，冼星海的出生並沒有在歷史的年輪中留下多少異乎尋常的痕跡。」（頁十一）

又徐柳主編之《聆聽星海──培育「世界歷史文化名城」的番禺探索》云：「長期研究星海音樂和番禺文化之間關係的民間學者梁謀也表示，冼星海的幼年生活地在新中國成立前原屬沙灣何氏家族管轄。」（頁七）該書載冼妮娜受訪言論云：「據考證，我父親出生在番禺的一個小村莊。我回去的時候也有去看一看，不過因為父親一家都是疍民，生活在船上，所以他沒有故居，也沒有非去不可的地方。但也正因為沒有固定的地方，我感覺番禺就是他的故鄉，都有他的足跡，所以對我來說番禺各個地方都是家鄉，都是親切的。」（頁十五至十六）該書亦載梁謀受訪言論，梁氏云：「冼星海是聽著鹹水歌，在疍家漁船的搖晃中長大成人的。相信在他幼年時，疍家歌曲肯定在他心裡埋下了一粒種子。尤其是疍民那種不服輸的硬漢氣質，通過音樂時時影響著冼星海，不僅影響了他的音樂作品，更是影響了他的性格。這對於他在坎坷命運中歷練，最終成為那個拼搏向上、不屈不撓的冼星海起到了重要作用。」（頁十九）

又周松芳〈《聆聽星海》地域文化建構之道〉云：「冼星海從來不以出身疍民為諱。他還將疍民最著名的民歌〈頂硬上〉譜曲演唱，自署作曲人，作詞人則徑署其母黃蘇英，自豪之情，沛然可見。」

又戴樂《毛澤東與冼星海的音樂互動初探》云：「冼星海出身於疍民之家的背景，使其對社會底層人民有著深刻的理解與同情，並在心底萌發了『頂硬上』的精神。」（頁二）

又廣州日報微信公眾號〈首次發現！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的籍貫確認：在廣州番禺河村〉云：「這本修纂于清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的族譜殘本，成為確認冼星海祖居地在番禺河村的關鍵物證。……冼氏聯誼會負責人冼志文介紹考證經過：『此前我們僅掌握冼星海父親名為「喜泰」。今年，在冼星海一份身世履歷資料中，我們發現其祖父名為「容添」。經查閱《河村冼氏族譜》並反復確認，河村冼氏第二十世確載「容添」二字。村中長老也確認了這一資訊。』」

〔按〕關於冼星海所撰〈我的履歷（簡單歷史）〉一文，《全集》認為其寫作時間不詳，又稱其為「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寫給組織的履歷」。經查，冼氏係於公元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是年十二月三日成為正式黨員（詳見各條目），又文中所稱「現年三十二歲」應為公元一九三七年（以足歲計）或一九三八年（以虛歲計），但文中又提及「去年八月生一小女孩名妮娜」，應指寫作時間為公元一九四○年，時序說法頗多矛盾，該文或非冼氏一時所撰。

冼星海自述其母不會寫字，何乃強認為此函應係冼母託人代筆，並從行文語氣判斷此函「很可能是冼星海回到中國（相信是廣州）後，寫信給母親詢問他的家世和身世以及其他很多事情，而冼母很有可能是找到這裡（新加坡或馬來亞）的寫信佬代寫這封信。」（見《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頁二六至二七）由於黃蘇英係冼星海出世之重要當事者，雖該信函可能託人代筆，邏輯上來說存在一定的筆誤概率，但其信函所載冼氏生平內容、譜系信息，應最為可信，具有高度參考價值。據冼母信函，冼父生年即公元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十月十八日，卒年即公元一九○四年（清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冼母生年即公元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五月三十日。據俯拾說法，冼母卒於一九四五年（見該年是年條目），〈秦譜〉認為冼母或應卒於公元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然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冼母於《申報》刊載求援啟事，又於同年九月九日立遺囑，故〈秦譜〉記載為誤。

除冼母信函之外，目前未見更為詳細的冼氏出生信息文獻。〈秦譜〉認為冼氏出生於當日晚十時左右，應純屬臆測，因亥時係對應二十四小時制之晚間九時至十一時，中國傳統上亦無習慣及必要紀錄出生死亡的準確時間，〈秦譜〉應是取亥時之中作為敘寫依據，但既不盡準確亦毫無意義。

至於冼氏籍貫，若據冼母信函與冼氏自述，僅可知為廣東省番禺縣（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且傳統籍貫之記載一般只到郡縣、未及鎮村。然前引《信息時報》報導有消息稱冼氏籍貫為番禺縣欖核鎮湴湄村，查欖核鎮原屬廣東省番禺縣，曾隸廣州市番禺區，二○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改隸廣州市南沙區。本人亦曾採訪冼妮娜女士得知此項籍貫資訊，然報導中所謂「冼星海個人檔案資料」未知具體為何（冼氏自述及早期各類文獻均無記載）。但司徒懷曾多次表示冼母黃蘇英為番禺縣欖核村人，司徒氏與冼氏均為嶺南人士，又少年時期為同學，且曾為鄰居，說法應可信。唯母系籍貫不同於父系籍貫，且欖核村與湴湄村為欖核鎮治下不同村落，又冼妮娜女士關於冼氏出生地、居住地、籍貫之數段說法較為混亂，冼氏父系籍貫究竟為何，則有待詳考。然據冼寶榦等修《嶺南冼氏宗譜》（清宣統二年刊印本）所載，清代嶺南冼氏西江、沙墪二房遷居至市橋、南沙一帶，說明欖核（番禺、香山二縣交界處）地域應確有冼氏族人繁衍。

但據二○二五年六月十六日廣州日報微信公眾號發布之〈首次發現！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的籍貫確認：在廣州番禺河村〉一文，廣州番禺河村發現清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修纂刊印的《河村冼氏族譜》殘本，記載十九世祖冼億楊生一子冼容添，被視為目前判斷冼星海籍貫權威證據。惟目前公布的族譜頁面影像中，其中「生一子容添」字跡與其它文字略有差異（墨色較深），且與十九世祖億祥所生三子廷彩、廷斌、廷禮未使用同一輩份取名原則，招致部份懷疑觀點。但若是在冼容添出生後於族譜中加上記載，亦可解釋墨色差異緣由。

冼星海另篇自傳稱有長兄早歿，然未見其他文獻有類似記載。又該段記敘有邏輯錯誤：因冼父係於三十六歲逝世，冼母於三十四歲產下冼星海，故冼氏不可能在其兄三十歲歿後十年誕生。此段記敘或是冼氏記憶不清（然如此明顯邏輯顯然與記憶是否清楚無關），又或書寫筆誤（該傳疑似非為正式用途的草稿），也可能是《專輯》刊印時出現手民之誤。雖吾人不應完全排除冼氏確有胞兄，但冼母信函未提此事，也應存疑。

本譜以冼母信函為據，認為冼星海生於澳門應係可靠說法。冼氏自述其出生地有二說：廣東番禺及澳門，應是混淆籍貫與出生地概念，故〈年譜紀略〉仍載冼氏出生於番禺。冼氏原配錢韻玲〈憶星海〉一文表示冼氏生於海上漁船，此說法被〈秦譜〉所用，也見於多處文學傳記，然該說並無其它可信文獻佐證，「海上漁船出生」及「以星夜大海命名」等說法，應係較具藝術感性筆法渲染的片面敘事，相較於冼氏自述及冼母信函所載，則欠缺信度。冼妮娜受訪所稱「據考證，我父親出生在番禺的一個小村莊」不確。且葡屬澳門傳統上並無領海，清廷與葡萄牙多次勘界亦明確此狀，葡方雖曾與清廷協商索要領海但終未果，至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中國，特區政府方能擁有領海，故若冼氏真係誕生於海上漁船，其時從法理上或非澳門生人。

又經諮詢澳門中央圖書館澳門資料室，得知現存澳門出入境檔案中，早期葡文期刊《統計數據（Estatísticas Mensais）》記載一九○七至一九一七年澳門出入境人數，但既無一九○五年情況，亦不能得知具體出入境旅客信息。另據《澳門的居留制度及身份認別制度》一書所載，在冼氏出生之時，澳門尚未建立完善的澳門居留及身份認別制度。因此，吾人現時尚無法從官方行政檔案中，確定黃蘇英的入境澳門具體時間，以及冼氏在澳門的出生信息。

據林廣志《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所論，自五口通商後已多有澳門華人加入外籍，葡澳當局亦積極推動華人付費入籍，以拉攏在澳華商，擴大當局行政、司法權力，當時並依葡萄牙國籍法規，在葡屬地方出生者即可獲得葡籍（頁五一一至五二○）。至於冼氏中國國籍身分之取得問題，則清廷遲至一九○九年方才頒布《大清國籍條例》，只要滿足三條件其一者（一、生而父為中國人者；二、生於父死後且父死時為中國人者；三、母為中國人而父無可考或無國籍者）即可具備固有國籍；而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公布之《中華民國國籍法》，在固有國籍方面之規定大致承襲清廷條例。因此，冼氏據其出身家世關係，可依法被認定為具備中國固有國籍。

前文提及，司徒懷曾述冼母為番禺縣欖核村人，可知冼氏母系籍貫。然冼妮娜曾表示外祖母（黃氏）為「澳門漁家女」，與冼氏自述其母農婦背景略有出入；又冼氏自述其有母系親屬曾在澳門務工生活，或可推測黃家已多移居澳門謀求生計。冼氏曾為化名「孔宇」撰寫自傳（全文見譜後所載），亦稱「母親蘇蓮英」為「廣東澳門人」，或可為指明母親身分之間接證據。又陳偉明《明清澳門與內地移民》曾有論，中國與葡屬澳門轄地之間已於明萬曆年間設置關閘，二地已具入出境政策，但中方相關行政手段均屬地方政府權限，主要目的在於防範外人入華，葡澳當局並無嚴格執行相關政策。然至清時，雖國人進入澳門須攜護照載明身分、出行目的等信息，然葡澳當局因各方面緣故（包含主權法理、行政賄賂等因素），並無法有效管控入澳人士（頁六○至六一）。雖然政策非嚴，仍有入出境管控，冼母選擇赴澳應非偶然，而娘家居澳之推測則更可能得以成立。如此，冼父歿後冼母赴澳門娘家待產，且冼氏在澳誕生、由外祖父黃錦村撫養生長，則合乎經驗邏輯。又冼氏曾自述其係由祖父撫養，又此說被〈年譜紀略〉引用，應是混淆祖父、外祖父之概念所致。

現有論者或部分傳記作者認為冼氏係疍民，然此說法早年未見，一九九○年代初期漸增，多憑以下現象而擅加認定：一、有記敘稱冼氏生於海上漁船；二、冼氏自述出身貧苦；三、家屬多操漁業；四、冼氏自述在疍民學校有過教學經歷；五、冼氏曾作〈疍民歌〉。疍民，又稱蛋民、疍民、旦民、但民等，是我國沿海諸地出現的特殊族群，早年有陳序經等人深入考察研究，其特徵依各地情況略有不同，嶺南一帶疍民的特徵大致有：一、世居艇舶；二、社會地位卑微、受陸上居民歧視；三、疍民之間互相通婚，鮮於其他族群居民結親；四、罕有子女入正規系統教育之意識等。陳序經〈蛋民與政府〉一文提及清代疍民已有陸居情況，社會權利情況稍有改善，但族群身分鮮明仍與原陸上居民有所不同，且因無籍故均籍隸河泊所，又該文亦提及清代起已有非疍民之水上居民。又陳之亮〈廣西的蛋民〉一文以廣西情況為例述及疍民特徵：「蛋民的政治權是被剝奪的，居住不自由，教育不自由，所以造成知識的落後，怕見官府的敲詐……」。換言之，冼氏是否出身貧苦、家屬有無投入航海漁業，皆非檢驗是否其為疍民的標準。又冼氏與疍民學校往來及創作〈疍民歌〉等情況，更不能成為冼氏是否為疍民的直接證據，且冼氏「海上漁船出生」說法不盡可靠，更無法以冼氏家族是否居於水上斷定其具備疍民身分。雖然據一九一○年葡澳當局發布的人口普查結果，其時澳門確有住於船隻內的居民，但據冼氏自述其母為農婦，又居於澳門的妗母（即舅媽）、表弟分別操家事、印刷等職，冼母信函亦稱冼星海祖父冼容添「操工作業」，如此家族社會組成，不似普遍疍民的族群社會形態。陳序經《疍民的研究》一書亦引用嶺南社會研究所的調查，指出一九四○年代廣州市沙南疍民一百二十九家中，僅有梁、馮、李、陳、黃、何、范、羅、盧、孔、葉、鍾、郭、彭等十四姓，且明確指出「疍民固為艇民，然艇民不一定為疍民」觀點（頁一四六、頁一至四四）。另外，冼母積極培養冼氏入讀私塾及新式學校，雖出身貧寒但深具教育思維，且冼氏籍貫明確（無論是冼母所稱「番禺」，或是依據《河村冼氏族譜》殘本認定為番禺河村），則應非無籍鮮受教育之疍民，這亦或是推翻冼氏身分「疍民說」的一項間接證據。

另冼母信函稱冼星海誕生後由外祖父撫養，並未敘明生活居住地點。冼氏自述童年生長地有澳門、番禺等。梁謀認為冼氏幼年生活遍及番禺「沙灣何氏家族管轄」一帶，雖沙灣與欖核僅為一江之隔，但此說欠缺直接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