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錄

回憶冼星海（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Си Син-хае）

中國作曲家冼星海生命中的最後一年在蘇聯度過，我與他相識是在哈薩克斯坦的城市──庫斯塔奈，當時正值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作為他親密的朋友與妻子，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分享關於這位傑出作曲家的回憶。

冼星海於一九○五年出生在廣東的一個貧窮漁業家庭，他的父親也於同年〔編按：應為前一年〕去世，直到七歲，他都由外祖父撫養長大。一九一六年，冼星海隨母親移居至新加坡。當時，年幼的他在華文學校上學，並在樂團演奏單簧管。回到中國之後，又在上海和北京的音樂學校學習過一段時間。

一九二九年，冼星海前往法國，在巴黎時，他在一家餐廳打工做服務生，並於每日幾小時的空閒時間練習小提琴。他克服了巨大的困難考入巴黎音樂學院，在保羅・杜卡的指導下學習作曲，一九三五年，他從那兒畢業了。

同年返回上海，他加入留聲機錄音室〔編按：應為「百代唱片公司」，「留聲機唱片公司（Gramophone Company）」於一九二二年收購百代〕。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上海時，他在與日軍抗爭的隊伍前線，做音樂和宣傳工作。

冼星海曾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委員會〔編按：應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組織過抗戰音樂會，並領導由戰士、工人、學生、文員組成的合唱團。

一九三八年，冼星海前往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在那兒，他負責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在延安的冼星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年，他來到了莫斯科，在那裡居住至衛國戰爭爆發，一九四一年秋天搬到了阿拉木圖。一段時間之後，他接獲以江布爾命名的哈薩克斯坦國家音樂館庫斯塔奈分館的工作邀請，在庫斯塔奈，冼星海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交響曲作品《民族解放》，並獻給毛澤東〔編按：此說有疑，該作品應係於莫斯科完成〕。在這裡，他受到哈薩克人民族英雄兒子形象的啓發，寫了首為雙鋼琴和小提琴而作的交響詩《阿曼蓋爾達》。

冼星海非常認真地研究如何創作這部交響詩，在著手動筆之前，他認真研究阿曼蓋爾達的傳記，遊歷鄉村，仔細觀察哈薩克人的生活，並研究哈薩克族的文化和音樂。

作為一名真正的藝術家，冼星海並不迴避對創作精神的拷問與自我懷疑，他一再中斷工作，反覆檢查自己，檢討計劃路徑是否正確，在哈薩克斯坦民間音樂和歌曲中尋找新的支持和新的靈感來源。

不久，冼星海便完成這部交響詩，在阿曼蓋爾達的（誕辰）週年紀念之夜，這首交響詩於庫斯塔奈的市劇院演出，作者親自擔任小提琴樂手。

冼星海有著與眾不同的謙虛，他更傾向於低估自己，自認為有些對於他的讚美過高。他的交響詩首演取得巨大的成功，作品本身和精湛技藝都給聽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在場人士聽得興奮不已，衝過去擁抱了他，並緊緊地親吻他，此人即庫斯塔奈地區執行委員會主席、哈薩克斯坦最高蘇維埃副主席基林巴耶夫。冼星海興奮激動地對在場觀眾說：「我很高興你們對我的理解，我們可以互相瞭解彼此，而這對於藝術家來說正是最難的事……」

冼星海有時候會與音樂館的成員一起巡迴演出。演出團隊由音樂家、歌手和舞者組成，其中就包括阿姆雷・卡紹巴耶夫、拉基什・伊斯、庫爾曼加茲・伊塞托夫、伊斯穆哈梅多娃等。

冼星海為他們編排器樂、室內樂、舞蹈，並加工處理哈薩克斯坦的歌曲。他直接參與音樂會，用小提琴演奏哈薩克、俄羅斯和中國的旋律。他的表演一直獲得巨大成功。

冼星海如同勞動者，在工作時完全忘我。通常，我回到家後，見他深深沉浸在學習之中。他坐在桌旁或房間裡走來走去。一邊打著手勢，一邊哼唱著，同時一邊拉著小提琴，可一邊寫作的譜紙卻又找不著了。然後他又（在腦中）重新迅速「錄音」起來。

巧的是，他總是興致勃勃地工作，以至於沒有注意我的到來。我也坐下，靜靜地等待著他將關注轉移到我這。帶著傷心之情的我，看到早餐或者午餐依然完整的在桌子上……

他很高興能有機會與他人分享自己對於音樂的看法。「聽著，聽著！」他轉向我，「我現在要向你演奏兩種變奏，告訴我，哪種比較好？」

他隨即開始演奏，我非常專注的聽，同時也感到幸福──如果我的意見和他的感覺一致。

在一次鄉村旅行後，冼星海罹患了肺炎。醫生說他的生命已經很危險，儘管戰時困難重重，但也已經盡一切可能救治。三個月之間，冼星海一直在死亡與生命之間徘徊。

隨後，由於病情惡化，冼星海接獲蘇聯國際救濟總會中央委員會（ЦК МОПР）的電話，救濟總會把他送往莫斯科，並將其安置於克里姆林宮醫院。

住院期間，他告訴我：「這是世界上最好的醫院。」

他熱愛蘇聯，並且不勝感激地談及蘇聯人民的反應能力和敏感性。

他表達出對於在社會主義土地上演出音樂作品的渴望。

他尊敬地呼告著人民偉大的領袖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名諱。對他來說，作為一名共產黨員與藝術家，斯大林同志是所有美好事物的化身，是渴望幸福的人們應當追求的目標。

冼星海從未停止對於中國的思念。他在精神上擔心中國人民為求解放，而進行的艱苦奮鬥，及所帶來的一切困難與痛楚。

他始終相信人民會勝利，相信人民會完全擺脫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集團。他說：「那一天總會來到的！我們將像你們偉大、自由國家的人民，勇敢堅毅，不懼任何困難，並為之歡欣鼓舞。」

對他來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未來自由的保證。為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他獻出了自己最好的音樂作品。

冼星海的身體時好時壞，即使在最困難的時期，他的創作精神依然沒有消失，在克里姆林宮醫院期間，他欲創作交響詩《勝利》，表達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讓我給他拿一份總譜紙，並說：「害怕樂思溜走了！」

冼星海的健康狀况每況愈下，但是他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他說：「我想再活三十年，才能在音樂創作中體現我對中國人民責無旁貸。」

住院期間，他與蘇聯音樂界的傑出人物交流，並向他們傾訴了自己的想法與創意。

他寫信給格里艾爾表示：「我正為創作中國音樂新風格而奮鬥，以期體現新精神、尋找新格式、實現新和諧……」

他致力於將中國音樂帶入世界藝術的最高水准，掌握最先進的寫作技巧和大型交響曲形式。關於他的交響曲《民族解放》，他說這是中國音樂第一個新形式的交響曲。

蘇聯音樂的創造力吸引冼星海特別關注。他積極結識蘇聯作曲家，並認真研究他們的作品。

他致格里艾爾信中寫道：「那時起我竭力想再找一位老師，但我在中國，這一願望無法實現。中國人民的鬥爭教育了我，使我懂得許多事情，這也就是我的第二所音樂學院。總的說來，我隨時隨地都用心學周圍的音樂，而蘇聯音樂給我的影響尤其强烈。」

有此熱忱，冼星海去世前不久寫信給格里艾爾也不足為奇了，他說：「我衷心期望做您的學生，期望您成為我的老師和朋友，並指導我的創作。」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夜裡十二點，冼星海逝世。

冼星海忙碌的創作生涯中，留下了豐富寶藏，他寫就偉大的交響曲《民族解放》、交響曲大合唱《黃河》（為交響樂團與合唱團作）、交響曲《神聖之戰》、《中國狂想曲》（為交響樂團而作）、中國組曲《後方》、交響詩《阿曼蓋爾達》（為雙鋼琴與小提琴而作）。除此之外，他還作出大量在中國廣為傳播的歌曲。

冼星海的所有作品都經過精心保存，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送往中國。他的創作遺產在其祖國應將會有非常豐富的發展。

蘇聯聽眾也從電影《解放了的中國》的配樂中，逐漸熟悉冼星海的音樂創作，特別是其中演奏了《黃河》和《民族解放》的片段。

這些作品充滿人民革命鬥爭的精神，也是冼星海一生之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