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自述居澳期間曾學習《三字經》等蒙書。又是年，外祖父黃錦村歿，從母乘輪船三等艙赴南洋，於棋樟山停留檢疫後，旅居新加坡並入私塾。母操工幫傭以維持生計、資其束脩，期間亦隨雇主家公子遊戲、讀書、打網球等，兼操雜活。

【自述】〈致中共魯藝支部的自傳〉云：「我說過從七歲時祖父死去，生活很苦，母親操工養活我。七歲我在南洋飄流，我讀了不少四書五經。」

又〈我的履歷（簡單歷史）〉云：「我受過教育的地方有幾處：一、在南洋新加坡；……父親死後生活艱苦，母子二人飄流到南洋。母親以操工供給我讀書。……」

又先生另篇自傳云：「從七歲起在澳門讀三字經及古書，在南洋又過活幾年，……」

【攷】見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條目所引黃蘇英信函。

又〈年譜紀略〉云：「（一九一一年）祖父逝世，隨母去南洋，母親靠傭工以維持母子二人之生活，是年入舊式學校，開始讀四書五經，凡四年。」

又〈諶譜〉云：「（一九一一年）祖父去世，隨母親到南洋，靠母親做傭工來維持母子兩人的生活。他在南洋進了一所舊式學校開始讀四書五經，共四年。」

又司徒懷〈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和我們一家〉云：「七歲時隨母親到新加坡謀生，母親當女傭人。」（見《他們的歲月──追思楊夫戎和司徒懷》頁四一○至四二一）

又司徒懷〈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和他的母親〉云：「那時星海母子在國內難以謀生，母親得同鄉人介紹，去新加坡〔編按：此處疑闕『當』字〕女傭人。當時新加坡這塊英帝殖民帝，正在靠華人開發經營，許多華人被吸收去當苦力。華僑亦因苦於在國內謀生之難，一批一批地往南洋跑。星海母子二人也就是其中的兩個。母親帶著七歲的星海擠進輪船的三等艙裡，這兒隨時有人因暈船而嘔吐，腥臭氣和呻吟聲充滿艙內。坐三等艙的都是窮苦人，擠下個位置放行李，人則屈著腿熬上一個月左右。而富人坐的是頭等、二等艙，有餐廳、有舒適的床鋪。船到達新加坡碼頭時，一、二等艙的乘客可以上岸了，而三等艙的乘客則被送到附近一個僅數英里的小島去做『衛生檢查和注射』。到後，分男女各一所房子的通間裡，拿自己的鋪蓋去佔個位置，隨時被喊出去『檢查』『打針』。原先的『檢查』時是被脫光身子的。一次，一個女華僑忍受不了此種侮辱，跳水自盡了。由於這位倔強的女僑胞的反抗鬥爭，後來『檢查』時，才讓女的穿上一條筒裙。母親帶著星海熬過了不少艱難才到達目的地，也幸運地找到了女幫工這個『服務』。星海在這個富豪的主人家中，除跟著母親做點小雜活外，還和小主人一起玩。逐漸長大了，還可以拿少爺的書本和課本摸弄摸弄，不懂的地方問問小主人。小主人喜歡打網球，星海就成了陪練網球的好對手。」（見《他們的歲月──追思楊夫戎和司徒懷》頁四三三至四三五）

又〈秦譜〉云：「入澳門中國私塾就讀《三字經》等啟蒙。外祖父歿，從母闖蕩至南洋新加坡，及母至華人家幫傭，復入當地華人私塾繼續讀『四書五經』。」

又顏廷階《中國現代音樂家傳略》云：「一九一一年，冼氏六歲時，祖父去世，隨母親到新加坡，賴母親做傭工來維持兩人生活。當時冼星海進了新加坡一所舊式學校（私塾），開始讀四書五經。」（頁一○九至頁一一三）

又何乃強《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云：「作者的一個上世紀廣東移民的故事《父親平藩的一生》一書裡，有記錄先父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到來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情形。猜想冼星海母子倆抵達新加坡後，也是一樣要在新加坡島外南部的小島嶼棋樟山（Pulau Sakijang Bendera）逗留三天兩夜，接受隔離檢疫，然後才從那裡邁出闖蕩南洋的第一步。」（頁三一）

〔按〕冼星海自述及〈年譜紀略〉所謂「祖父」應為「外祖父」之誤，前已述及。惟今人無法確認冼氏外祖父準確逝世時間。

關於冼氏母子是何緣由、透過如何管道，以及何時於何地啟程及抵達南洋，諸般細節難攷，長年未有確切說法。何乃強認為二人很有可能是「乘搭大型木製雙桅帆船『大眼雞』南來的，更相信他們是『大倉』（艙底）的搭客，要在船艙內『打地鋪』的（睡時在地上鋪蓆子），沒有房間和軟臥提供的。」（見《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頁三○）何氏所言基礎，或係根據其《父親平藩的一生：一個上世紀廣東移民的故事》一書所論：「根據我查閱的資料，郵輪開始來往於中國和新加坡，應該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頁五六）

據崔貴強攷，雖十九世紀中後期往來嶺南與新加坡之外籍輪船甚多，但中國籍船隻仍以帆船為主，且帆船票價較輪船便宜（崔氏亦言：「但對赤貧的移民來說，也是個沉重的負擔」），又因帆船需靠季風輸送動力，因此自中國嶺南諸港前往南洋的帆船，均於每年十二月至翌年四月逢東北季風時方得啟航，航程約二十至四十日不等；逢五月至十一月時逢西南季風時，原船再沿路返航中國嶺南。

然自一八八四年後，中國帆船數量銳減，至十九世紀末期更為罕見，因「出洋者眾」，故「輪船來新者無不滿額」。又崔氏亦言：早期赴星洲之華人移民，多有受人口販運集團等黑社會組織誘騙成為契約勞工之情況，交通條件及實際待遇極差，且務工求職者猶如商品供雇主挑選，被迫服勞役半年一載不等，亦有自由勞工登岸後被拐賣虐待，是謂「苦力貿易」，而契約勞工制於二十世紀初期漸消，自由勞工增加，但該制度直至一九一四年才被英殖民政府廢除。然崔氏亦指出，二十世紀初期，廈門、汕頭、海口等地亦有開設赴星輪船航線，惟以外籍輪商經營者為多（見柯木林主編《新加坡華人通史》頁五一至五六）

又據《申報》所載廣告信息，我國帆船客運集中於十九世紀晚期，尤以國內或區域（主要係日本、朝鮮）航線為主，至二十世紀則輪船客運漸增，赴東南亞諸埠（如檳城、新加坡等）之客輪宣傳頻繁可見。又李鍾玨《新嘉坡風土記》記其一八八七年赴星見聞，其中敘述及經澳門轉赴香港乘輪船情況，航程約九日。梁紹文在其《南洋旅行漫記》記載，一九二○年時華人赴南洋多搭輪船，然只有上海、香港二處始發地，其中香港船隻較多，幾乎每日均有航班，且有二千噸左右小船，費用稍低，惟稍遇風浪則顛簸甚大，「多半是出慣門的老行江和到南洋發財去的華工搭的」（頁一）。又一九二五年《工人之路特號》（第一一五期）曾載〈將有船來往新加坡〉啟事，說明時至是年啟事刊發前，廣州尚無往來至新加坡之客輪航班。再者，一九三○年上海職業指導所附設海外職業介紹部印行的《南洋服務須知》，所載中國、南洋客輪業務情況，依然僅有上海、香港為始發地，並以滬直航至星為例，航程約需十一日，且無論何地始發航班，多數船隻均設有票價低廉之統艙（及設有傭人票），與頭等艙價差約五倍。

然若依據司徒懷之說法，冼母或應受人指引，為謀求更佳經濟收入而赴南洋，且係搭乘條件較差之輪船三等艙（即所謂「統艙」）前行。司徒氏一家與冼家交好，早年常有往來，說法應頗可靠。

就冼氏自述及冼母信函所見，吾人尚未能確定母子二人南渡的靠岸點。然若據《南洋服務須知》等早期文獻觀察，至少到一九三○年代時，中國前往南洋的交通方式多先到達新加坡，再乘汽輪等小船前往它處。然亦見有先到庇能（Pulau Pinang，即「檳城」，又譯作「檳榔嶼」）再轉赴星洲者，孫中山亦曾於一九一○年六月底、七月初時，即自香港經庇能轉抵新加坡。養正學校前任校長林耀翔曾言冼氏「慈母受傭別埠乏人照料」（見《養正學校金禧紀念刊》頁二八），可推測新加坡應非冼母最終目的地，然因交通未能直達，須於星洲中轉，故母子二人較有可能最先於該處靠岸。司徒懷曾述及母子二人在抵達新加坡時，曾被送往離島檢疫，此說法與何乃強述及當年華人移民經過大致相符，惟司徒氏未表明檢疫地點，本譜採信何氏所攷，判斷應即為棋樟山（St. John's Island，又譯作「聖約翰島」「上川島」）。又何氏據當時南洋經濟發展情況等方面，推測母子二人應曾在馬來亞它埠逗留（見《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頁三一、三六至三九）。

又冼氏自述童年入私塾地點說法不一，既稱「七歲時我便飄流到南洋，最初是讀舊式的學校，讀了不少四書五經」，又言「從七歲起在澳門讀三字經及古書」，故〈秦譜〉片面認定冼氏係先在澳門入私塾，又在新加坡復讀。據馮漢樹《澳門華僑教育》一書記載，清末以前澳門私塾多招收六至九歲兒童就讀，而澳門私塾目前可考者有十餘間（頁十一）。換言之，冼氏在一九一○年六歲時便有機會入讀，卻多次自述七歲入讀，則冼氏於一九一一年入私塾之時間點或可確認。若依何乃強推測，假定母子二人係乘帆船赴南洋，時間尚有可能在一九一一年元月至四月間，又一九一一年元月三十日（農曆大年初一）冼氏才滿七歲，則若曾入澳門私塾，時間應該極其短暫；又即便搭乘輪船不受航期限制，仍亦略顯匆促。再考慮冼氏三篇自傳僅其一提及於澳門讀書啟蒙一事，又該篇自傳已出現其「胞兄」年齡錯誤問題（見前），或其記述可能出現偏差，再者讀書與入私塾亦屬兩種不同概念，因此關於冼氏是否確實於澳門入讀私塾，應當存疑。

然冼氏於星洲所入私塾具體何處，現已難攷。何乃強依籍貫方面推測，認為母子二人在星洲期間應居牛車水地區內，係因該區嶺南移民甚多；又牛車水區內私塾林立，語言及文化習慣與原鄉相近，故冼氏可能就近入學（見《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頁三五至三六、四四至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