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學生數千人舉行抗日救國示威遊行，以「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為訴求，反對「華北自治」，然遭軍警鎮壓，此後全國學生愛國情緒高漲，頻繁出現類似示威遊行活動，是謂「一二・九」運動。在「一二・九」運動爆發前，陶行知聘請先生為上海大場「山海工學團」音樂教師，由於「一二・九」運動爆發後，「山海工學團」新辦「藝友班」，先生更為頻繁地不畏長途跋涉，為工人、農民歌詠隊教唱歌，亦曾於當地農民周榮泉家中柴屋擺放帆布床暫住，並在此時確定創作思想，稱「對於如何用我的力量挽救祖國的危亡的問題，是有把握了。」又「山海工學團」學員對先生之教學頗為喜愛，並認為其所教授的歌曲「都是雄壯、堅強而有力的，都富有時代的革命精神，唱出了中華民族的苦難，唱出了勞動人民的心聲，鼓舞著我們與侵略者搏鬥。」

【自述】〈致中共魯藝支部的自傳〉云：「又曾教大場山海工學團。」

又〈我的履歷（簡單歷史）〉云：「我曾任教上海大場『山海工學團』。」

又〈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云：「我喜歡接近學生，尤其喜歡接近工人農民。我在工人的歌詠隊裡教唱，也到大場鄉下去教唱，他們對我的作品表示歡迎。我從他們的喜怒裡，尤其勞動的呼喊抗爭裡吸收新的力量到我的作品裡來。自然，我對他們的瞭解還不夠，我的作品也還淺薄，不深入。可是比起在巴黎的作品充實得多。在巴黎的作品，連作風也未確定，只不過是有印象派的作風和帶上中國的風味吧〔編按：此處原衍『了』字〕。而尤其覺得高興的，是我的作品那時已找到了一條路，吸收被壓迫人們的感情。對於如何用我的力量挽救祖國的危亡的問題，是有把握了。我感覺我的作品已前進了一步，它和實際鬥爭初步的聯繫起來了。」

【攷】沈增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在「山海」〉云：「星海同志在『一二・九』運動前就由陶行知先生介紹到山海工學團來任教。此刻，他那蘊藏著無限革命激情的炯炯目光，他那伴隨著雄壯的歌聲在空中揮舞著的有力的雙臂好像還在我的跟前。……大約是在一九三五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星海同志來到了山海工學團。他，中等身材，黑黝黝的長方面孔，雙目炯炯有神，穿著一件半長的黃色短大衣，圍了一條深灰的圍巾。他一面走著，一面不斷地向大家打著招呼：『農友們好，農友們好！小朋友們好，小朋友們好！』接著說：『你們喜歡唱歌嗎？』『今後我來教你們唱歌。』從我出生以來，聽到的只有歎息、哭泣、呻吟和哀號，我和我的夥伴都不懂啥叫唱歌，但聽了星海志的歌聲，我們感到了力量和希望。『一二・九』運動後，山海辦起了培養和提高小先生的藝友班，星海同志就經常到藝友班來教我們唱歌。那時，郊區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長途汽車每隔兩個小時左右才有一班。星海同志到山海來，有時是長途跋涉，從上海步行來的，後來索性搬來一隻帆布床，擱在貧苦農民周榮泉家的柴屋裡住下，這對一個到外國留學的三十年代的大知識分子來說，是極為可貴的。柴屋沒有窗戶，只靠屋頂上巴掌大的天窗射進一線光亮。星海同志練習小提琴時，就只好站在屋後竹林旁的小河浜頭拉。冬天，手和臉都生起凍瘡，可他還是不間斷地練功。星海同志渾身有使不完的勁，他的身體雖然不頂好，教我們唱歌時，精神卻是那樣抖擻。他唱著，拉著，指揮著，每一個節拍都富有強烈的感情。他那雄壯的歌聲感人肺腑，他那真摯的感情打開了我們的心扉，他揮舞著指揮棒，就像指揮著千軍萬馬奔赴抗敵的血路一樣。我們的心啊，隨著他的歌聲而跳躍；我們的熱血啊，伴著他的手臂而沸騰！星海同志教的歌曲，都是雄壯、堅強而有力的，都富有時代的革命精神，唱出了中華民族的苦難，唱出了勞動人民的心聲，鼓舞著我們與侵略者搏鬥。」（見《專輯》頁一三七至一四二）

又朱澤甫（編）《陶行知年譜》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同月，聘請冼星海為山海工學團音樂教師。」

又〈秦譜〉云：「十二月下旬，應陶行知之約，接任聶耳，每週定期赴大場山海工學團主持『音樂講座』，堅持至抗戰爆發改團停辦改組。」

〔按〕冼星海受聘於「山海工學團」一事，〈秦譜〉所謂「十二月下旬」不確，然秦氏稱係依據冼氏〈我學習音樂的經過〉、沈增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在「山海」〉及「郭笙《陶行知年譜》」，然冼氏未提及具體時間，沈氏提及在「一二・九」運動前冼氏即受聘，故非為「十二月下旬」。又所謂「郭笙《陶行知年譜》」，未見此書，郭氏曾參與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理論研究室《陶行知年譜稿》編寫組，共同編纂《陶行知年譜稿》，該書並未記載此事。而朱澤甫（編）《陶行知年譜》僅記載冼氏為十二月受聘。鑑於沈氏言及冼氏於「一二・九」運動前受聘、「一二・九」運動後新增「藝友班」，具體時間難攷，故本譜以「一二・九」運動為繫事時序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