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申報》刊登介紹先生之報導，文中稱其曾與上海工部局樂隊指揮梅百器相遇，並受其重視，以及將在蘭心大劇院演出之預告。又先生憶述曾由阿隆・阿甫夏洛穆夫（Ааро́н Авшало́мовi）介紹與上海工部局樂隊合作演出，然樂隊指揮梅百器（Mario Paci）及首席富華（Arrigo Foa）反對先生演出，並與長笛樂師等以言行羞辱，致使音樂會無疾而終，先生與梅百器之交流「不歡而散」。
【自述】〈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云：「一九三六年初，上海工部局（上海外人統治租界的政府）的音樂隊，答應給我開個音樂會演我的作品。籌備得差不多的時候，工部局樂隊的領袖都不答應，結果開不成了。他們是不意弱小民族有出頭的一天的，何況他們一向都是奏演『最高尚』的音樂呢！」
又〈創作雜記〉云：「這作品〔編按：指第一交響曲《民族解放》〕是我在一九三五年回國後，眼見國內的情形，民族的危機、民族的被壓迫，人民的困難、流連、失業、饑荒、工農的艱苦，被壓榨、被剝削；又兼當時自己生活的無著，作品不能發表，和被人拒絕表演……」又原注云：「一九三五年秋，上海工部局樂隊已答應給我開個人音樂演奏會，並已把貝多芬第八交響樂給我指揮，後來不知怎樣，隔了幾天他拒絕了我……曾當眾侮辱過我。當時，我和阿沙摩羅夫和一兩位朋友同去，阿氏是交響樂作家，上海最有名的作曲家，親眼看見我指揮第八交響樂，他說我指揮得好，可是Paci就拒絕了我，還有Foa在下面對隊員們宣傳反對我……因為七年前我曾是反對上海國立音樂院的腐敗，第一個激動風潮的人；因此我便被他們排斥，但阿氏安慰我，他曾邀我去他的辦公室，並勸Paci給我表演，Paci這位假名音樂家始終不答應。後來阿氏又邀我到他家裡，請我食晚餐，勸我說：『不必灰心，音樂家的生命和事業不是在一次表演上的，你好好努力，兩年後，你知道中國的情形更清楚以後，你就可以成為中國第一個作曲家。』這句話至今令我不能忘記……」經查，「阿沙摩羅夫」指阿甫夏洛穆夫，「Paci」指梅百器，「Foa」指富華。
【攷】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申報》第十三版〈中國音樂家 冼星海將在蘭心演技〉云：「番禺冼星海君，富有音樂天才，曾任嶺南大學音樂主任二年、民十八赴歐考入巴黎世界最高學府，專攻作曲、指揮、提琴三科，堅苦力學，數年於茲，今春已畢業歸國。冼君作曲名師，如俄之蒲氏、法之包氏（Paul Dukas）均為世界新派音樂家之權威者，其提琴教授渥氏（Oberdoeffer）、亦為世界第一流演奏名手，至於冼君作品，別具風格，歷年所作中外各曲甚富，日前與上海工部局樂隊指導梅伯器相遇，爰為梅君所重視，聞將於下月初在蘭心大戲院演奏共作曲、並由冼親自指導。」經查，「蒲氏」即普羅科菲耶夫；「梅伯器」指梅百器。
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時事新報》第三張第二版張沅吉〈告梅百器先生〉云：「這裡，又使我回想起中國少年樂人冼星海的會見百器，竟鬧到不歡而散，顯然地這位藝人是不能接近我們的復興中國藝術的鬥士，因為，日本近衛秀麿〔編按：『麿』字原誤作『磨』〕的來上海公開指揮工部局交響樂會，他要求在節目前先導奏中國的黨歌，以表示藝術上的敬意，而在電話中幾乎和百器衝突了起來，想起這位藝人的功罪形將抵消了他一切的偉蹟？！」
又伍伯就〈星海和他的琴〉云：「突然有一天晚上他全身像要炸裂樣的咆哮，他憤憤地講工部局交響樂隊沒有誠意演他的作品，那個矮個子意籍指揮不願意忠實地演完他的樂曲，先是那個吹Flute的音院俄籍教授，故意吹錯，經他不客氣的指了出來，後來指揮Ｐ乾脆停下了指揮棒，星海爆跳地的說：他居然說出這種燃燒嫉妒的話來：要給你指揮下去，你會飛了！──飛了！媽媽的！」文中所謂「指揮Ｐ」，應指梅百器。
又若枬〈憶冼星海同志〉云：「帝國主義者更不歡喜被侵略的弱小民族有其優秀的藝術天才。星海回國時，巴黎音樂院的教授曾把他介紹給上海工部局的樂隊指揮（也是巴黎音樂院的學生，名字記不得了），他因為與星海是同學之誼，籌備請星海指揮他的音樂隊開個音樂會，但一切籌備得差不多了，而法西斯意大利籍的樂師不願受半殖民地的中國音樂家指揮而流產。」
又〈秦譜〉云：「（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同旬，因無力支付音樂會籌備費，改持巴黎音樂院名師推薦信，去上海工部局樂隊會見指揮馬利奧・帕契，對方一口同意由工部局樂隊舉行冼星海個人音樂會，但至排練時，帕契擅自更改作品，經冼星海指出，帕契破口大罵宣佈拒絕排練。」
又〈戴文〉云：「〈若〉〈伍〉〔編按：分別指若枬〈憶冼星海同志〉及伍伯就〈星海和他的琴〉〕兩文均無『十月下旬』『更改作品』『破口大駡』等等之說。〈創作雜記〉及司徒喬文〔編按：指〈歡迎挾著小提琴歸國的遊子──行將在滬舉行個人作品演奏會的冼星海〉〕則根本未提及此事。另據星海〈我學習音樂的經過〉：文中談到『……（見前）』時，明確說此事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初』。可見『十月下旬』之說顯然失實。」
〔按〕冼星海係於一九三五年夏季歸國，《申報》刊登之〈中國音樂家 冼星海將在蘭心演技〉一文之報導所言冼氏歸國時間與實際情況頗有出入，原因不明；又報導文中所稱「指導」應為「指揮」。
至於冼氏經阿甫夏洛穆夫介紹、與上海工部局樂隊有演出合作計劃又最終破局一事，冼氏自述發生於一九三五年秋及一九三六年初兩種說法，但據〈創作雜記〉冼氏原注所稱，從擬訂合作到破局只是「隔了幾天」的時間，然《申報》在本日的報導中仍有演出消息預告，說明至少在報社編纂稿件時，冼氏與上海工部局樂隊尚未取消合作。如此則說明〈創作雜記〉中所謂「一九三五年秋」應非屬實。礙於難攷事件發生具體時間，故本譜以《申報》刊登之報導時間為繫事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