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中共中央委託，為赴蘇聯學習、考察（一說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後期製作），與袁牧之離開延安，前往西安等候出國交通。又臨行前，毛澤東設宴餞行，錢韻玲與冼妮娜同赴宴。宴中，毛氏稱因政治問題，要求「護照上不要寫真實姓名，要用化名」，故袁牧之化名「李濤」，先生在錢韻玲建議下，取生母姓及岳母姓名各一字，化名「黃訓」。
【自述】見一九四○年五月十日條目所引〈創作雜記〉。
【攷】〈年譜紀略〉云：「（一九四○年）三十六歲。五月離延安赴蘇聯。」
又施奈爾松《冼星海》云：「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工作時期，冼星海每日學習不輟，完善著自己的作曲技巧。在戰爭和封鎖條件下沒有可能廣泛接觸現代音樂文獻，他就利用每一個機會來研究很難弄到手的蘇聯作曲家的作品。他憧憬著去蘇聯親自考察蘇聯人民的音樂藝術，結交蘇聯的音樂活動家。一九四○年春，這一願望實現了：根據中共中央領導的決定，他奔赴蘇聯莫斯科。」（見《冼星海與哈薩克斯坦》頁七八至九六）
又〈諶譜〉云：「一九四○年，三十五歲。五月離延安赴蘇聯。」
又齊毓怡訪問錢韻玲記錄云：「星海是在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左右離開延安去蘇聯的，先到西安，住了約有半年之久，後又到蘭州、新疆。他去蘇聯的消息，是在到蘭州以後才公開的。」
又鍾敬之〈一部未完成的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追念袁牧之同志〉云：「一九三九年五月，冼星海同志創作的黃河大合唱在延安初次演唱，深受黨和群眾的讚賞。同年冬，袁牧之同志和吳印咸、徐肖冰同志先後從前方回到延安，他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拍攝工作。黨和組織上是十分重視冼星海、袁牧之兩位同志作出的可喜成績的，一九四○年春，決定派他們到蘇聯去考察和學習。同時，由袁牧之同志親自帶著《延安與八路軍》的全部素材，準備在那裡完成影片的編輯和後期製作工作，並要冼星海同志擔任該影片的音樂作曲。當他們途經西安住在八路軍辦事處作出國準備期間，四月的某一天，林伯渠同志設宴為他們兩位餞行，我正因公在西安，也邀我去同席。席散之後，我和袁牧之同志偶然談起有關《延安三部曲》演出上的有些問題，他曾經風趣地說過這樣的話：『那時正在延安拍電影，初步熟悉了一些抗大的生活和延安的人，就想在舞臺上反映下罷了。說到佈景嘛，也是用的拍電影的辦法，延安的舞臺條件，也只能做到如此。……將來（從蘇聯）回來後，咱們有機會在舞臺上合作一次吧。』他知道我是個搞舞臺佈景的，對電影完全外行，所以也就沒有提到有關影片《延安與八路軍》的事。」
又〈秦譜〉云：「接受中共中央委託，與袁牧之攜帶抗戰紀錄影片《延安與八路軍》素材同往西安，等待行期轉赴蘇聯，完成該片的作曲配音與後期製片任務。行前與袁同去毛澤東家共餐。」
又郭學勤《千面人生──袁牧之傳》云：「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自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開拍，至一九三九年底，歷經一年多時間，完成了主要的拍攝工作，終於可以進入影片後期製作階段了。可是，當時的延安，既無電，又沒有製作電影的設備，要想製作成一部電影，是完全不可能的。為了完成《延安與八路軍》的後期製作，袁牧之與吳印咸不知進行了多少次的研究與商討，袁牧之提出了各種設想，都因當時延安的物質和技術條件限制無法實行。袁牧之也曾設想去香港製作，但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形勢嚴峻，去香港的交通已中斷，一定要去，要冒相當大的風險，這一設想也被迫放棄了。袁牧之將情況向上級黨組織作了匯報，上級黨組織經過縝密思考，最後決定把影片拿到蘇聯去完成後期製作。這是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來往較為密切，那裡又有先進的電影技術和設備，完全可以完成影片的後期製作，而且，還可以借機向蘇聯電影學習取經。袁牧之是電影專家，他既精通編、導、演，又懂剪輯技術，同時他又是《延安與八路軍》的總編導，去蘇聯的任務當然非他莫屬。於是，黨中央決定派遣袁牧之去蘇聯完成這項光榮而重大的任務。考慮到《延安與八路軍》應該是有聲片，除解說詞外，還應該配置音樂，而它的音樂應該具有中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不應該請外國（蘇聯）作曲家來寫。為此，黨中央又特意批准作曲家冼星海與袁牧之同去蘇聯，參與影片的後期製作。接受任務後，袁牧之開始認真做準備。他首先想到的是太行山的徐肖冰一組還未將《延安與八路軍》的第二批素材送來。於是，立即電報催促徐肖冰等，告訴他們，上級領導決定由他將《延安與八路軍》拿到蘇聯去進行後期製作，要他們把拍好的片子儘快送到延安來。一九四○年春的一天，在袁牧之和冼星海即將去蘇聯的前夕毛澤東主席邀請他們到楊家嶺去見面，為他們餞行。警衛員聽說主席要請藝術家吃飯，特地跑到老鄉家裡買了一隻雞回來。袁牧之最先到了毛主席的住處，他向毛主席匯報了電影團在敵後和前方拍攝影片的經過和某些細節，毛主席聽得很仔細，也很有興趣，還不時地插問。最後，袁牧之興奮而激動地向毛主席報告，他已經加入了黨組織，不久前剛剛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毛主席聽了十分高興，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賀。這時，冼星海也到了，由於毛主席的特別關照，要他帶著他的愛人錢韻玲和女兒小妮娜一起來，所以他們全家三口都來了。席間，毛主席興致很高，勸他們喝酒，要他們吃菜。毛主席還說，你們這次去蘇聯，不僅僅是為了完成一部影片的製作，同時也要對蘇聯的電影事業和音樂藝術進行考察，學習他們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建設和發展電影事業和音樂藝術的經驗，作為我們今後的借鑒。吃完晚飯，毛主席又特別關照袁牧之和冼星海說，目前只有國民黨與蘇聯有外交關係，你們在西安辦出境手續時，護照上不要寫真實姓名，要用化名。袁牧之立即向毛主席匯報，他已化名為『李濤』，並向主席說明，李濤是他在一部電影《生死同心》中扮演的一個人物。冼星海的夫人錢韻玲聽了毛主席的話忽有所得，她拉了拉冼星海低聲說：『我倒是想了個主意，你可以用你母親的姓，隨我母親的名，並起來就叫黃訓。』她說得很輕，但毛主席聽到了，馬上大聲說，好得很，就叫這個名字，冼星海遂化名為黃訓。『李濤』和『黃訓』當場表示，請主席放心，他們一定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一九四○年五月十四日，袁牧之與冼星海帶著已拍好的《延安與八路軍》底片及有關材料，告別延安，來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辦理出境手續，做出國前的準備工作，並等候交通。」（頁一三三至一三五）
〔按〕關於冼星海離開延安的時間，其〈創作雜記〉稱為五月十一日（因五月十日晚會是其「離延安前一天」），錢韻玲稱「五月十日左右」，郭學勤稱為五月十四日，依「距史近者可信」原則，本譜採信冼氏自述說法。又冼氏與袁牧之出國緣由，當今學界多認同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後期製作說法，然而，冼氏〈創作雜記〉、日記或其它自述文獻，從未提及《延安與八路軍》或為相關電影配樂之事，依照冼氏自述風格，其許多擬創作而未創作（或未見樂譜留存）計劃，均有提及，緣何經中共中央委託、具文化及政治重要意義之作品，一個字也未提及？甚至，蘇聯音樂人士施奈爾松、穆拉傑里等人亦未有相關憶述。而郭學勤《千面人生──袁牧之傳》一文提及，冼氏與袁牧之出國亦為「考察、學習」，且袁牧之抵達蘇聯後在莫斯科電影製片廠實習、成為愛森斯坦之助手（詳見本年十一月中、下旬至十二月間條目）；又冼氏於九月五日致錢韻玲信函稱接獲四川來電聘請任教，然冼氏卻以「因為藝術家有他自己的人格」等言辭回拒（詳見該條目），而非以電影製作未完成等理由推辭，可見前往蘇聯對冼氏而言，不單僅是為單一電影製作工作之目的，而是具有對其藝術發展更有深遠影響之考量。然冼氏抵達蘇聯後，與當地音樂家接觸聯繫，並接連創作《黃河大合唱》交響合唱配器、第一交響曲《民族解放》、第一組曲《後方》鋼琴稿，如此大量的個人創作工作，也不似專注為《延安與八路軍》進行配樂工作之情況。職是之故，本譜對冼氏、袁牧之赴蘇聯之真實原因持保留態度，暫列二說以供參考，相關細節待攷。又近年左貞觀提出卡爾曼拍攝之《中國在戰鬥》紀錄片運用了冼氏作曲音樂，或可解釋所謂外派負責電影配樂任務，詳見公元一九四一年「是年」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