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袁牧之一行，疑由蘭州赴哈密，乘客機經迪化（烏魯木齊）、伊犁至蘇聯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阿拉木圖，再轉乘航班至俄羅斯莫斯科。與袁牧之一行抵達莫斯科後，由第三國際負責接待，被安排居住於高爾基大街（улицы Горького）（今特維維斯卡婭大街〔Тверска́я у́лица〕十號）的第三國際招待所（又稱第三國際宿舍、柳克斯旅店）。在莫斯科期間，曾於某音樂廳柴科夫斯基第五交響曲音樂會中，結識蘇聯作曲家瓦諾・伊里奇・穆拉傑里（Вано́ Ильи́ч Мураде́ли），並又於日後與穆氏、格里高里・米哈伊洛維奇・施奈爾松（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не́ерсон）、萊因霍爾德・莫里采維奇・格里埃爾（Рейнгольд Морицевич Глиэр）、德米特里・鮑里索維奇・卡巴列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Кабале́вский）、維克托・別雷依（Ви́ктор Арка́дьевич Бе́лый）、別利亞耶夫（原名待攷）等蘇聯音樂家有所交流，曾舉行小型座談會、展示各式音樂創作。又袁牧之將《延安與八路軍》底片素材送交洗印，並在莫斯科電影製片廠實習工作，成為謝爾蓋・米哈依洛維奇・愛森斯坦（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зенштейн）之助理，又積極尋覓已遇害之朱穰丞。

【攷】穆拉傑里〈冼星海──中國天才的作曲家〉云：「我和冼星海相識於一九四○年秋。那是在音樂學院的大音樂廳裡，當時正演奏著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曲。離我不遠處坐著一個人，他把一本打開的總譜放在膝上，正以一種異乎尋常的專注聆聽著音樂，他那清癯而表情高尚的面龐和火一般熾熱的目光令我驚訝，看得出，他正深深地陶醉在音樂使他產生的種種變化的情緒和感受之中。經人介紹，我們在幕間休息時認識了。他就是從中國解放區來到莫斯科的冼星海。……數日後正有一場冼星海與幾位蘇聯作曲家的小型座談會。我記得，除我以外，參加座談的還有格里埃爾、卡巴列夫斯基。冼星海自彈自唱了幾首自己創作的群眾歌曲和合唱曲。這些歌曲悅耳動聽，內容健康，充滿活力，大多具有進行曲式的特點，五聲音階調式使這些歌曲具有一種獨特的表現力。冼星海還彈奏了自己的鋼琴協奏曲《黃河》。……」

又施奈爾松《冼星海》云：「在莫斯科，冼星海結識了格里埃爾、卡巴列夫斯基、穆拉傑里、別雷〔編按：『別雷』即『別雷伊』另譯〕、別利亞耶夫等蘇聯著名音樂家。冼星海還經常去聽各種音樂會、與蘇聯音樂家們一起討論新出版的蘇聯音樂作品、鑽研俄羅斯經典作曲家的作品和外國音樂作品。本文作者就曾多次長時間地與冼星海一起坐在琴凳上，聽其彈奏自己的交響樂、合唱樂作品及其創作的大量群眾歌曲，與其討論國的音樂發展問題。在與蘇聯朋友們的交談中，冼星海講述了中國音樂活動家的愛國運動及其為建設新的進步音樂文化而進行的鬥爭。他經常給我們彈唱偉大的中國革命戰爭的鬥士、年輕的中國作曲家們創作的群眾歌曲。冼星海是國新音樂在蘇聯的第一個當之無愧的使者。所有與他相識和與之進行過創作交流的人都對這個有魅力的大音樂家留下了極其美好的印象。」

又〈秦譜〉云：「十二月上旬，與袁牧之在烏魯木齊機場同乘客機抵蘇聯哈薩克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復轉程莫斯科，蒙當局安排居莫斯科大街三十六號第三國際招待所（原名『劉克思旅館』）。同月，持譜去莫斯科音樂院之音樂廳聽音樂會，結識鄰座之蘇聯作曲家莫拉傑裡。經莫拉傑里引薦，應邀出席蘇聯著名作曲家格里埃爾、卡巴列夫斯基。莫拉傑里等舉行的座談會，冼星海應請當眾單唱《黃河大合唱》，獲好評。」

又〈戴文〉云：「〈穆文〉〔編按：指穆拉傑里〈冼星海──中國天才的作曲家〉〕只提到『我認識冼星海是一九四○年，那是在音樂大學的大禮堂裡』。並未無『十二月』『莫斯科學院』『鄰座』之說。」

又《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云：「中蘇航空公司──國民政府與蘇聯合辦的航空運輸機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根據國民政府交通部與蘇聯政府中央民用航空管理局所訂合同，正式成立，總部設於迪化（今烏魯木齊），資本額一百萬美元，嗣增至一百八十萬美元，中蘇各半。期限十年。專營新疆哈密經迪化、伊犁以至蘇境阿拉木圖一線空運業務。公司設董事會，董事六人，中國三人，任董事長、協理，蘇聯三人，任副董事長、總經理。除一九四四年略有盈餘外，其餘每年均虧損。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中蘇雙方重訂協定，將中蘇航空公司營業期限延長五年，至一九五四年九月止。」

又郭學勤《千面人生──袁牧之傳》云：「由於反動派的封鎖和阻撓，袁牧之和冼星海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於一九四○年十一月才到達莫斯科。袁牧之與冼星海去蘇聯考察、學習，是經由第三國際再轉給莫斯科蘇聯共產黨有關部門的，所以，中共中央開的介紹信直接寄給了第三國際。他們到達莫斯科後，由第三國際負責接待，被安排在高爾基大街第三國際的一個招待所裡。……到了莫斯科後，袁牧之和冼星海立即與各自的有關專業部門聯繫，開始了學習和考察工作。袁牧之首先通過第三國際的關係，將帶去的《延安與八路軍》全部底片素材，送到有關部門去洗印，進行後期製作的前期工作。這期間，他就留在莫斯科電影製片廠，先是在廠裡擔任故事片實習導演，也學做場記工作，又當新聞紀錄片導演。後來，被介紹給蘇聯著名的電影大師愛森斯坦，做他的拍攝助手，參加一些影片的拍攝。……到蘇聯之後，袁牧之還有一個最大的心願，就是尋找朱穰丞。自從一九三一年朱穰丞離開祖國以後，一去就是十年，音訊皆無。袁牧之常常思念這位恩師與好友。後來聽說朱穰丞在蘇聯大劇院工作，就一直設法在尋找。……原來朱穰丞出了事，他已在蘇聯大清洗運動中遇難。」（頁一三七至一四一）

又蕭玉秋（主編）《中俄文化交流史──清代民國卷》云：「（一九四○年）十月十日，冼星海與袁牧之奉中共中央之命經由蘭州、哈密、烏魯木齊、伊寧來到阿拉木圖。十二月，二人抵達莫斯科，在共產國際的安排下，居住在高爾基大街三十六號第三國際招待所（又稱第三國際宿舍）。」（頁四二八）

又左貞觀《冼星海在蘇聯》云：「到莫斯科後，袁牧之和冼星海下榻於柳克斯（豪華、高級的意思──作者注）旅店，這間位於高爾基街上（現在旅店改名為『首都』，在特維斯卡婭大街十號），離紅場只有幾百米的旅店當時屬於共產國際組織，一些外國的共產黨友人到莫斯科都會住在這裡。」（頁四五）

〔按〕〈秦譜〉稱據冼星海〈創作雜記〉、蘇河清信函及據穆拉傑里〈冼星海──中國天才的作曲家〉記，然〈創作雜記〉並未講述冼氏赴蘇聯經過及入住第三國際招待所等情事，蘇河清信函未見。又〈秦譜〉所稱「莫斯科大街三十六號第三國際招待所（原名『劉克思旅館』）」，與郭學勤、蕭玉秋等攷證皆有出入，且經查證共產國際確於高爾基大街設有招待所。冼氏與袁牧之一行前往莫斯科之詳細過程，現缺乏明確一手史料佐證，僅能從諸多憶述旁證中推測。又穆拉傑里〈冼星海──中國天才的作曲家〉中指出，其與冼氏相識係於「一九四○年秋」，若與中國季節算法而言則時序不確，然應可推測二人相識於本年底。另外，施奈爾松所指「別利亞耶夫」具體所指人士待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