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讀嶺南大學預科，學習藝術（音樂）、一年級國文（文學導論）、讀書指導、哲學院理、政治學院理等科目，並任附設華僑學校音樂助教員，又於任職期間將母親接回廣州團聚，居住於嶺南大學職工宿舍的簡易竹棚（一說木屋）中。又於嶺南大學附設華僑學校執教期間，為國內習樂環境不便而慮，立志成為「國際的」音樂家。

【自述】見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條目所引〈致魯藝中共支部趙毅敏同志〉〈我的履歷（簡單歷史）〉及先生另篇自傳。

又〈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云：「我曾在國內學音樂有好些年。在廣州嶺南大學教音樂的時候，感到國內學音樂的環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國去。同時，我奢想把我的音樂技巧學的更好，成功為『國際的』音樂家。正在考慮之際，湊巧得馬思聰兄的幫忙，介紹了他在巴黎的先生奧別多菲爾（Paul Oberdoerffer）給我，於是我下了很大的決心，不顧自己窮困，在一九二九年離開祖國到巴黎去。」（見《專輯》第二冊頁一至十七）

【攷】民國十六年十月《私立嶺南大學校報》第一期〈本校現任教職員一覽〉中，「附設華僑學校」教職員名錄中記載：「冼星海　音樂助教員　本校大學預科生。」

又見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條目所引冼玉清〈冼星海中學時二三事〉。

又孫幼蘭〈冼星海在「嶺南大學」及其他〉云：「直到一九二七年秋，才又繼續讀大學預科。在一年的預科學習期間，他學習了『藝術、音樂』『一年級國文（文學導論）』『讀書指導』『哲學院理』『政治學院理』五科。在北京的專業音樂學習，對星海很有幫助。他回嶺南大學後，一直擔任校內音樂活動的負責工作。……在他讀大學預科時，還曾擔任嶺南大學軍樂隊的隊長和附設華僑學校的音樂助教員。」

又司徒懷〈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和我們一家〉云：「兩家的母親，她們是知心朋友、好鄰居……星海畢業後在華僑班擔任音樂教師，第一次有了收入便把母親接來廣州嶺大職工宿舍竹棚裡，過著安逸平靜的生活。」

又司徒懷〈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和他的母親〉云：「數年後，星海畢業，留在華僑班擔任音樂教師，他有了職業，第一次有收入，便把母親接來廣州，住在嶺南大學職工家屬的木屋裡，母子二人才得過著平靜無愁的日子。」

又蔡詠春〈關於冼星海同志的幾張照片〉云：「我在一九二八年夏到嶺南大學上學，主要是受了好友司徒喬的勸告和鼓勵。當時我在廣州不認識其他人，也不懂廣東話，而我到廣州後不久，司徒喬就要出國去巴黎學習繪畫。於是他將他的好友冼星海介紹給我。這樣，我和冼星海的交往就較多，常到他家去訪問。當時嶺南大學校園內的住宅都是很講究的，佈置華麗的洋式樓房，而冼星海的家是一座十分簡單的用竹子搭成的棚屋，位於校園一個僻靜角落的竹林裡。家裡只有他和他母親兩人，四壁清風。他母親以給嶺南大學、中學學生洗衣服維持生計。」

又〈秦譜〉云：「二月，連任嶺南大學管樂隊指揮在本校文科一年級繼續工讀『哲學院理』『藝術』『音樂』『文學導論』『政治學院理』『讀書指導』等課程。」又云：「九月，隨同本校愛國師生參與鍾榮光領導的收回嶺南大學辦學主權鬥爭獲得勝利，冼星海被新校董事會決定留任管樂隊指揮，升入文科二年級繼續工讀。」又云：「（一九二八年）春季，自工讀生宿舍遷出，奉母同居嶺大校園自搭之簡易竹棚。多次參加白十字會組織的旅遊活動。沿途愛詠唱新歌暢抒情懷。」

〔按〕〈秦譜〉顛倒事件時序，措辭不嚴謹，將孫幼蘭〈冼星海在「嶺南大學」及其他〉提計秋季讀預科、修讀五科目之事，改作二月連任指揮、在本校文科繼續工讀、修習六科目（且「工讀……課程」語句亦不通順）。

又〈秦譜〉載是年九月冼星海「隨鍾榮光收回嶺南大學辦學主權鬥爭」一事，雖稱以何安東致秦氏信函為據，但根據《鍾榮光先生傳》一書記載，雖然至沙基慘案之後，嶺南大學出現關於政治、宗教等師生爭議，亦出現職員罷工、學生罷課現象，但並無所謂「辦學主權鬥爭」問題，而是在「反帝反教」罷工浪潮，以及追溯至一九二四年興起的華人辦學、收回教育權訴求的情況下，位於紐約的嶺南董事會派員來華研擬校務改革，最終達成共識於一九二七年訂定正式嶺南大學（Lingnan University）校名（原多稱為「嶺南學校」，英文名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並推舉鍾榮光為首任華人校長和校董會主席。《鍾榮光先生傳》附錄之鍾榮光年譜中，亦未有所謂「辦學主權鬥爭」記載。在此前提下，更不可能出現冼氏被新校董事會「決定留任管樂隊指揮」之事。

而〈秦譜〉又依據蔡詠春〈關於冼星海同志的幾張照片〉說法，稱冼氏於一九二八年春季自工讀生宿舍遷出，並「奉母同居嶺大校園自搭之簡易竹棚」等，此種表述亦不妥當。首先，葉氏是說一九二八年夏季入嶺南大學，並又經司徒喬認識冼氏，進一步知道冼氏的居住環境，並不代表冼氏是一九二八年才遷入該住處；其次，根據司徒懷、蔡詠春的說法，均未顯示該簡易竹棚係冼氏「自搭」，況且司徒懷另有一說該冼氏住處為木屋；再者，〈秦譜〉提及之冼氏參加白十字會活動，根據司徒懷、葉詠新等各種文獻參考，均不能明確得知為一九二八年春季之事，且按常理推斷，類似嶺南基督教學生青年會、白十字會等活動，均係課餘時間常態舉行，不會特意在某個時間節點發生。

關於冼母何時回國並與冼星海團聚生活，尚不知明確時間及細節，說法亦有分歧。例如何乃強認為冼母回國時間不可考，僅知一九三七年時在上海居住；司徒懷曾指出冼氏離星赴穗係與其母「依依不捨含淚分別」；〈秦譜〉認為冼氏隨母返國抵穗；顏廷階亦提及冼氏與母在嶺大校園生活情事（參見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條目攷證引文）。然冼玉清、馮伊湄、蔡詠春等均有明確關於冼母在嶺南大學與冼氏共同生活的追憶表述，尤其馮伊湄提及司徒家與冼家交好熟識，司徒懷在〈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和我們一家〉也提及「兩家的母親，她們是知心朋友、好鄰居……」。若綜合可見文獻，或能推測冼氏自一九二一年與母分別、離星抵穗，俟小有事業後（續讀大學預科、擔任附設華僑學校音樂助教員）方接回母親團聚；但亦無法完全排除另一可能：即冼母在冼氏離星後一段時間自行返國務工，至一九二七年秋季後才與冼氏在嶺南大學團聚生活。

又冼氏自述結識馬思聰之言辭，與實際情況略有出入。據《馬思聰年譜》，馬氏係於一九二三年秋冬之交隨兄長赴法國深造，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啟程回國，不可能於一九二七年冼氏於嶺南大學附設華僑學校執教時碰面並給予建議。關於馬思聰與冼氏相識經過，詳見一九三一年夏季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