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訓令國立音樂院改組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隨後通知九月一日將辦理音專註冊程序。然原國立音樂院的學生須憑是月下旬新發給的入學通知書，始得辦理註冊手續，先生與劉蔚樵、李俊昌、張立宋、陳振鐸、段時敘、洪潘、唐畹秋、蕭景櫻、蔣風之、熊幗巾、魏沃等參與學潮並不願退出「護院會」的十二名學生，僅收到學分成績單，並限期轉學離校，變相取消先生等人學籍。離校前，先生曾抄錄蕭友梅居處懸掛聯語「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贈予李獻敏。又在失去學籍後，先生曾與洪潘於城隍廟抽籤，所抽之籤解為「貴人相助」，便甚感欣喜安慰。日後，遇一返滬探親之旅法華人醫師，並向其述及在滬求學經歷，該名醫師便建議可前往法國學習，亦可在其診所擔任掛號工作，先生更加堅定赴法深造之意志。至九月三十日，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舉行開學典禮。

【攷】《教育部訓令》第一一○一號云：「為令飭事：查《大學組織法》無音樂院之規定，國立音樂院應改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業由本部提經行政會議議決照辦，並經　行政院呈奉　國民政府指令照准，由院轉知到部合行，令仰該會遵照，此令。」

又微之〈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瑣記〉云：「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以後簡稱『音專』）實在就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成立的國立音樂院。……『國立音樂院』後來為什麼改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呢？據該校校刊上的記載是這樣：民國十八年七月國民政府修正《大學組織法》，以為《大學組織法》內，無音樂、藝術兩院之規定，遂令……本院改組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蕭君（友梅）即向教育部辭去院長職務，同年八月，教育部復聘蕭君為本校校長。但實際，據說是因為學生不滿校長，發生這驅長風潮所致，所謂改組只是為應付那次學潮另立一個名目而已。」。

又齊毓怡訪問陳又新記錄云：「一九二八或一九二九年，因反對蕭友梅，鬧學潮，音樂院停辦，後來改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從這以後，蕭友梅做了校長，對原來的學生重新審查一遍，才准入學，星海就是在那時候離開學校的。」

又見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條目所引陳振鐸〈我的回憶錄〉。

又洪潘〈關於上海國立音樂院學潮事件及其他〉云：「第二件事，就是關於冼星海去法國留學前的一段歷史情況。對於冼星海的這段歷史，曾有各種不同的說法，直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只有我知道這個情況。這件事說起來有點迷信的色彩，但事情確實有這樣的巧合。當時我們兩個人都被開除了，窮極潦倒。那時我們有個思想，即在沒有出路的時候，總想設法求個出路，求個安慰。所以，有天我們兩個人就到了城隍廟，因為無聊，就去抽籤。他抽了一根籤，說是有貴人相助，我抽一根籤，說是走桃花運。雖然這是一種迷信的玩意，但他很高興，也算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的一點安慰吧。可事有湊巧，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冼星海來告訴我，說是有個法國的華人醫生來上海探親。冼星海見到了他，並告訴了那個醫生，他被開除的經過情況。那個醫生就對他講：你到法國來吧，我那裡有個診所，你幫我掛掛號，我幫你找個學習的機會。我估計這個醫生也是個廣東人，因為我沒有見到這個人，可能冼星海當時對我講了這個人的名字，因為不大注意，現在記不起來了。當時的冼星海處在極端的貧困當中，突然間出現了這樣一個機會和希望。人在困難的時候，總是希望抓到有希望地方，那怕是一點點也好。冼星海抓到這點希望之後，就馬上要回嶺南去，可冼星海當時連個路費的錢也沒有，我記得還是同學們給湊了兩百塊錢的路費。就是這樣星海才有一個到法國去的機會。當然，這並不是什麼『貴人相助』，僅是一個機會而已。如果說有『貴人相助』，那我們那些幫助拼湊路費的同學，豈不都成了『貴人』了嗎？可不少都還是被校方開除的學生呢！」又見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條目所引洪潘〈關於上海國立音樂院學潮事件及其他〉。

又洪潘〈喜迎校慶憶當年〉云：「冼星海離校後，得到一位從法國回來的醫生的幫助去了法國……」

又廖輔叔《蕭友梅傳》云：「對於原音樂院學生的處理辦法是，一律憑收到新發的通知書來辦理入學手續。鬧事的重要份子沒有收到通知書，即被取消了入學資格。插手學潮的某些教師沒有收到新聘書，即等於解聘。校長一職由蕭友梅擔任。學潮平息之後，有一個參與鬧事的積極分子曾經對人說，那位插手學潮的老師給他打保票，事成之後，送他出國留學。他想，當初鬧事本是為了支持同學的合理要求，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如果是為了自己撈點好處，那還有什麼價值。而且這次運動的目的也決不是為了幫派老師去打倒另一派老師。這樣一想，他的積極性沒有了，他打退堂鼓了。他這段話很能夠啟發我們瞭解舊社會有些事情的真實的背景」（頁三六至三七）

又向延生〈蕭友梅生平若干史實考〉云：「據學潮的參加者陳振鐸說，蕭友梅對參加學潮的學生並非無情──學潮的參加者只要寫一個退出『護院會』（這個組織的名稱以前尚未見有人提及）的聲明書，即可轉入音專繼續學習。另據張曙的夫人周畸說，張曙雖然也是學潮的積極參加者，但蕭友梅考慮到他在聲樂上很有發展前途，曾專門找他談話，並保留了他的學籍。」

又向延生〈蕭友梅與冼星海的是非恩怨新解〉云：「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日音專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及教育部代表孔德徵等數十人出席。原來音樂院的學生一律要憑新發的入學通知書，才能辦理專科學校的註冊手續。掀起學潮的首要學生只收到一張『學分成績單』，限期轉學離校。就這樣被變相取消學籍的學生有冼星海、熊樂忱、洪潘、蔣風之、陳振鐸、李俊昌、張立宋等十二人。國立音樂院學生鄭志（後名沙梅）為表示與這些同學共進退，這時自行轉學去了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音樂系學習。李恩科、王瑞嫻、方于等支持學潮的教師也沒有收到聘書。這樣的處置與有關人員的去留，應該主要是由教育部特別設立的『改組委員會』做出的決定。因為蕭友梅當時已經辭職，後來又去莫干山休養，八月二十日他還以身體健康原因拒絕接受音專校長的委任。為此許多人把這些事情的責任全都歸結到蕭友梅的身上，就顯得有些欠公允，也不符合事實。」

又戴鵬海《丁善德音樂年譜長編》云：「……抱著再等等看的態度，丁又回到崑山。不久便從報上看到根據新頒佈的修正後的《學校組織規程》，主要內容是：國立音樂院降格，改稱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以下簡稱音專），並聘蕭友梅為校長兼教務主任，重新招生。這是八月下旬的事情。隨後便接到學校關於老生九月一日去校辦理複學手續的通知。九月初到學校註冊，見到勞景賢、陳又新，才知道冼星海等二十多位鬧學潮的同學，因校方以學校改組的名義，不予發給轉入音專的複學通知而被變相開除，『自行離校』。後來冼星海、熊樂忱、李俊昌分別去法國、比利時留學，蔣風之、陳振鐸則到了北京國立藝專。王瑞嫻、李恩科也因支持學潮而被校方解聘。」（頁十八至十九）

又〈秦譜〉云：「八月下旬，為平息國立音樂院學潮，教育部以《大學組織法》內無音樂與藝術兩院之規定，命上海國立音樂院改組國立音專。校方據此向冼星海等十二名學生會成員各寄一紙學分成績單，通知『轉學』。為實現既定理想，即與熊樂忱相約同赴歐洲爭取深造。」又云：「（一九三四年）同年，在巴黎為中國旅歐女鋼琴家李獻敏（原國立音樂院同學）題詞：『努力成為中國音樂史上不能遺忘的音樂家！』」

又〈戴文〉云：「〈微之文〉〔編按：指微之〈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瑣記〉〕及〈訪問熊樂忱〉文〔編按：指〈秦譜〉徵引之訪問熊樂忱記錄〕未見。國立音樂院確實改組了；星海等也確實因校方不予發給轉入改組後的國立音專的復學通知，而以『自行離校』變相除名。但星海等並不是『學生會成員』。而且據《上海音樂學院校史簡編（一九二七──一九八七）》：『蕭友梅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代理院長就任正職後，南京政府即有將國立音樂院「降格」之議，此事雖蕭友梅一再力爭，但終於在一九二九年七月，由改組後的南京政府教育部，依據另行頒布的《學校組織規程》，下令將國立音樂院更名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為此，『蕭友梅院長向教育部提出辭呈，七月二十一日教育部派謝樹英接收本院』。可見南京政府想將國立音樂院改組一事，由來已久，與學潮並無直接關係；改組為國立音專，既非發生在『八月下旬』，也非為平息國立音樂院學潮而採取的措施。此外據丁善德回憶：『這次學潮持續到八月份』，期〔編按：『期』字原誤作『其』〕間還曾由『學生兩次派代表去南京向教育部請願』（見《丁善德音樂年譜長編》），可見學校雖已改組，學潮仍在進行，兩件事是扯不到一起去的。」

又廖輔叔《蕭友梅傳》云：「改組的結果是國立音樂院改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這是南京政府正式公佈的《專科學校組織法》規定，教師不能稱為教授，只能稱為專任教員，明明白白的降了級。」（頁三六至三七）

又《蕭友梅編年紀事稿》云：「據李獻敏好友美籍華人歐陽美侖回憶，李獻敏生前在和她談到冼星海時，有兩點給自己印象很深：一是她說，鬧學潮的時候，冼星海曾幾次找她簽名，要她參加，她沒有答應。二是她對冼星海的音樂才華和苦學精神非常肯定。按：題詞落款的日期模糊難辨，依稀似一九二九年，結合歐陽美侖提供的材料，編者認為題詞日期在一九二九年學潮後是比較可信的。學潮過後，冼星海在離校前給同鄉、同學李獻敏題詞惜別，引用了蕭友梅居室中掛的一幅對聯，以『豈能盡入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來勉勵和祝願繼續在校學習同窗，同時也表達自己對學潮的看法和對生活的態度。有刊物在刊登冼星海的題詞時，誤與蕭友梅、黃自、賀綠汀的題詞放在一起，以為都在一九三四年，這是不妥的。」（頁二六七）

〔按〕據戴鵬海所攷丁善德生平事跡，可知有關當局係於八月下旬向原國立音樂院學生發送音專註冊通知，至於冼星海等人所收學分成績單及限期轉學離校通知，目前尚無文獻明確指出發送時間，但時間亦係相近。

洪潘言及與冼氏於城隍廟抽籤、冼氏與旅法醫師交流得到出國機會一事，然在此之前，冼氏於廣州嶺南大學附設華僑學校執教時已深感國內習樂環境不佳，又曾向丁善德表示赴法留學意願，且南國社成員多有留學法國者，冼氏好友司徒喬亦已於一九二八年赴法，冼氏或早已萌生出國想法，所謂抽籤、旅法醫師建議等事，或僅使冼氏想法更為堅實。

〈秦譜〉措辭有誤，因校方並不是向「冼星海等十二名學生會成員」寄發成績單及轉學通知，而是向不願聲明退出「護院會」之學生作如上舉措。然〈戴文〉所言亦未確實，因據陳振鐸所言，冼氏曾任學生會長，並積極參與「護院」抗爭（見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條目）。

〈戴文〉亦認為國立音樂院「改專」與所謂「學潮」無關，然前文已述及國立音樂院係發生時間相繼的二次學潮，其一為爭取貧困學生留宿權益、其二為「護院」反對「改專」。又若觀察微之一九三六年發表的〈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瑣記〉，可知早期樂界人士已留意到國立音樂院「改專」與第一次學潮密切相關，係為「應付驅長風潮」的「另立名目」。且雖〈秦譜〉措辭未臻嚴謹，然國立音樂院「改專」一事確係於八月下旬實施。

又〈秦譜〉言冼氏為李獻敏題詞一事發生於一九三四年，係根據《音樂藝術》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刊載之〈蕭友梅、黃自、賀綠汀、冼星海、劉雪庵一九三四年為李獻敏題詞手跡影印〉，落款字跡不清，約為「此數語為獻敏同學……努力為中國音樂史上不能忘記之音樂家」，然《蕭友梅編年紀事稿》已確認此冼氏題詞書於離開國立音樂院前，而非一九三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