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巴黎將近四個月時致信董任堅，敘明甫至巴黎須先務工求生存，月薪大致可供生活費、學費、觀賞音樂會，以及寄回母親使用；並言及巴黎環境燈紅酒綠、奢華時髦；又感慨歐洲音樂風氣極盛，學習機會較上海多，稱即便蕭友梅也無法明瞭「中國音樂現狀」，亦委託董氏代購上海出版之音樂書籍，盼「學得相當成績便可回家」。

【自述】信函云：「董先生、師母：我到巴黎將有四月了，因許多事情阻礙未能寫信給你。我是經過許多奮鬥才得到這裡，到了我尚須繼續奮鬥，所以第一步要解決的是生活問題，這問題我已解決了，方能說到求學，僥倖我都能解決，不過艱苦罷了。巴黎從來不讓苦學生工作，而我找得工作也算例外，我的月薪可供給生活費、學費，並且可寄多少回母親。我不能多儲金錢，因為大部分的錢已走進魔王似的音樂會裡、歌劇院裡，其餘我沒有別的嗜好，亦云幸矣。因此我還能保存純潔之身，因巴黎女色迷人太甚，並且男女多尚浮奢，一種不好的現象。我希望有再好的機會與我上進，不致半工半讀。如無好機會，就停留巴黎，我等待學得相當成績便可回家。相信人總有希望上進的，不許失望的啊！我不希望做一個大名鼎的音樂家，因經濟與環境都不許我做，我只希望我能領路音樂之美，儘量去研究它，所以成功與失敗不關我緊要，只要我是個忠實的信徒而已。中國人不肯把生命犧牲於音樂的進展，音樂便沒有進展希望，但無千無萬的中國人也曾犧牲在槍林彈雨中了。他們的犧牲是對的，而蠢發的我而言，為音樂忠實到底有那個同情？有哪個為伍？現時我的生活極簡單，少交際，遊逛亦獨自去，所欣幸的，於提琴上已有進步，於作曲、和聲有很好的教師，於音樂領略隨時可買書與赴音樂會。世界著名音樂家可隨時往聽，不比上海有錢都沒機會聽。所以一方面還覺得安慰，雖然有時免不了感受許多痛苦與煩惱。上海音樂比中國各省好，望你們常常指導我，給我多些機會明瞭中國樂壇之現狀。我雖然不是音樂家，但對於音樂極關心。我希望上海要變成巴黎一樣音樂化、一樣多音樂會，給無千無萬的中國人一個好欣賞與美的洗禮及高尚娛樂。上海的音樂出版書籍，我想盡購，你能代我調查麼？我是中國人，所以我極關心中國。我是喜歡音樂，所以我尤其關心中國一切音樂之進展，希望你不要失我望，代我做此事。國外只有你才能知道一切，靠蕭先生去改良、去調查，連他也莫明中國音樂現狀的，你相信麼？我住在一間酒店有信可直寄：／S.H. Sien／Hotel de Senlis／7 Malebranche Paris 5e (France)／便妥，希望你們得一個快樂的假期。／星海／七月廿一日　巴黎」（見《專輯》第四冊頁二四至二五）又《專輯》注云：「據原信校錄。此信寫於一九三○年。」又《全集》（頁三○三）注：「發信地點：法國巴黎五區馬拉布朗舍七號，桑利斯旅館。此信寫於一九三○年。」《全集》所刊文句與《專輯》略有出入。

【攷】〈秦譜〉云：「致董任堅信云『巴黎女色迷人太甚，男女多尚浮奢』，為『保持純潔之身』，故『生活極簡單』『少交際，即使遊逛也獨自去』，省下錢全部投入『魔王似的音樂會』，期望『有更好的機會與我上進』，一旦『學得成績相當便可回國』。」

〔按〕雖冼星海稱所獲工資亦用於繳交學費，並稱「於提琴上已有進步，於作曲、和聲有很好的教師」，然目前無法知曉冼氏抵法初期有何音樂學習經歷，或所謂「教師」籍籍無名、不為人知，非音樂界有威望者。目前僅可知曉冼氏自一九三一年夏季遇馬思聰後，甫獲介紹向奧別多菲爾學習（詳見該條目）。又冼氏信函所稱「蕭先生」，《全集》等文獻未加注解，從冼氏生平事跡經歷判斷，應指其師長蕭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