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指揮家近衛秀麿子爵與上海工部局樂隊於演出貝多芬第八交響曲、穆索爾斯基（Модест Петрович Мусоргский）《圖畫展覽會（Картинки с выставки）》及自己創作之《越天樂》；又於本月十三日於虹口歌舞伎座為日本僑民演出。先生或曾出席近衛秀麿與上海工部局樂隊之演出。

【攷】見一九三六年元月十日條目所引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時事新報》第三張第二版張沅吉〈告梅百器先生〉。

又若枬〈憶冼星海同志〉云：「星海受打擊之餘，後來卻有一位日本音樂家（也是巴黎音樂院的學生，成績則萬不及星海，名字也記不得了），從巴黎回日本，路過上海，而工部局音樂隊卻為歡迎他開音樂會，並請他指揮。這個音樂會上星海也因同學之誼被邀參加，但是帝國主義者在他身上具體表現的對被侵略國家的侮辱卑視，給星海很大的刺激，而更加強他獻身於祖國和人民解放的抗日救亡運動的積極性。星海同志回國後，一開始就是以民族歌手、人民歌手的姿態出現在中國新音樂的原野上的。」

又〈秦文〉云：「（一九三五年）冬季，巴黎音樂院一日本同學歸國途經上海，工部局樂隊舉辦『歡迎音樂會』，冼星海應同學之約與會，再次親睹帝國主義恃強淩弱的醜惡面目。」

又〈戴文〉云：「〈若枬文〉〔編按：若柟〈憶冼星海同志〉〕指在談到星海請上海工部局樂隊開他的個人作品音樂會流產時，只是用『……（見前）』來作為對照。並無『冬季』之說。況且〈若枬文〉指的是近衛秀麿，但此人是一九三六年才來上海作旅行演出的。」

又呂金藻、馮伯陽〈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音樂交流編年紀實〉云：「（一九三六年）日本指揮家、作曲家近衛秀麿〔編按：『麿』字原誤作『磨』〕訪問上海國立音專並表示回國後贈送一架鋼琴。該校校長蕭友梅拒絕用日語交談，改用德語交談（後來日本領事館送來一架鋼琴，蕭氏拒絕接受）。」

又湯亞汀〈帝國流散，世界主義的城市空間與上海西方音樂史：日本音樂家與上海音樂協會交響樂團（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個案研究〉云：「一九三六年，日本的近衛秀麿〔編按：『麿』字原誤作『磨』〕子爵（亦是著名作曲家，來自東京新交響樂團）應邀來上海，指揮了幾場音樂會，他們還讚賞了樂隊的高水準。近衛二月九日的曲目有貝多芬的第八交響曲，穆索爾斯基的《圖畫展覽會》，以及他自編曲的《越天樂》，當時的市長吳鐵城和梅蘭芳還到後臺會見他。二月十三日他又在虹口歌舞伎座為日本僑民舉辦了一場音樂會，演出了貝多芬第五交響曲，拉羅的《西班牙交響曲》富華獨奏，他的《越天樂》，以及各國國歌與進行曲。他認為工部局樂隊可以躋身歐洲一流，勝過日本新交響樂團，其管樂尤為出色。」

又《蕭友梅編年紀事稿》云：「（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三點，時任工部局管弦樂隊客座指揮的日本指揮家近衛秀麿慕名來音專訪問並作講演。蕭友梅決定不讓其用日語講演而採用兩人都通曉的德語來講話，並由他自己親自翻譯，也便於掌握措辭的分寸。」（頁四一七）

〔按〕近衛秀麿曾於一九二三年留學巴黎，亦曾師從萬桑・丹第學習作曲，然於翌年即返回日本，並在日本東京「新交響樂團」（今「ＮＨＫ交響樂團」之前身）擔任指揮。因此，假如若柟所稱「日本音樂家」為近衛秀麿，則「也是巴黎音樂院的學生，成績則萬不及星海」「從巴黎回日本，路過上海」等語或許失實。〈秦譜〉據若柟所言稱之「歡迎音樂會」也是不準確的。然〈戴文〉仍認為若柟文中所指為近衛秀麿。

根據湯亞汀攷，近衛秀麿與上海工部局於本年二月九日的演出曲目包含貝多芬第八交響曲。如此，則與冼星海原訂與上海工部局樂隊演出的曲目雷同。那麼，便能推測原本冼氏與上海工部局樂隊之合作計劃，最終係交由名氣更大的近衛秀麿執行。

又冼氏與近衛秀麿留學法國的時間相差七年，即便曾向同一人學習，也無法確定二人是否結識，故所謂「因同學之誼被邀參加」「應同學之約與會」等語，則有待商榷。職是之故，冼氏是否「參加」或「與會」此場演出，本譜亦持保留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