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學生成立「武漢大學抗日游擊大隊」，該隊在一次夜行軍演習後，隊員先珂有感於無歌可唱難以提振士氣，遂寫作兩首歌詞，並交予先生考慮譜曲。十數天後，先珂赴機械系學生、歌詠隊主辦者曾昭正住處，恰遇先生到訪，先珂遂問作曲情況，爾後先生拆一菸盒在背面以幾分鐘時間譜就〈游擊軍〉，又稱需再修改，並點燃一支菸，「對著那份歌譜，又來回走了幾趟哼了幾遍」。過幾天後，先生將該曲二部合唱完稿帶回武大，隨即開始教「武漢大學抗日游擊大隊」演唱。爾後，此曲刊登在《大家唱》第二集及《抗日游擊戰》等歌本、書籍中。

【自述】〈創作雜記〉云：「〈游擊軍〉是在漢口曾昭正家裡用五分鐘還不到寫成的，作詞者先珂是武漢大學學生，從山西打回來，恰巧在曾家裡，我馬上為他寫成，晚上他乘車再去前線。」

【攷】先珂〈《游擊軍》及其他──憶星海〉云：「我開始認識星海同志是在燃燒抗日烽火的一九三七年十月間。……其中最活躍的是『歌詠隊』『抗戰問題研究會』和『游擊戰爭訓練班』等，星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走進武大校門的。當時歌詠班的主辦人是曾昭正、李行夫等，星海同志經常來教唱和指揮歌詠隊，演唱抗日救亡歌曲。他那時才三十來歲，雖然他的外咬看來比較瘦弱、單薄，但是目光炯炯，精神總是很飽滿。他的聲音並不太好，但指揮起來渾身是力量。他經常用小提琴伴奏，在唱到高潮時，他還愛揮起小提琴的弓子指揮大家唱歌。每次教歌，他總是全神貫注，教唱一、二小時還不散，結束以後總還有那麼多的隊員，圍著他提出各種問題，而他總是那麼耐心地一一答覆，直到大家滿意為止。這一年十月下旬，武大成立了『游擊戰爭訓練班』，請了兩位剛被國民黨釋放出獄的紅軍幹部擔任教學和訓練。十一月又在『游擊戰爭訓練班』的基礎上成立了『武漢大學抗日游擊大隊』。有一次，游擊大隊演習夜行軍，分兩路同時由珞珈山東西兩側攻上山頂，以山頂的水塔為目標佔領陣地。很快，我們完成任務，攻上了山頂當時大家都很興奮，很想引吭高歌，但卻未能找到合適的歌。回到寢室，我連夜起草了二首游擊隊的軍歌，隨後一併交給了星海同志。請他考慮能否譜曲。過了十幾天，我來到了主辦歌詠隊的曾昭正家。曾昭正是武漢大學工學院機械系的學生，但他愛好音樂，歌喉也好。通過領導組織抗日救亡歌詠活動，他被吸收為武大青年團的團員。李行夫原來是武漢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他也積極參加歌詠活動，抗戰後他和曾昭正倆人合作編了救亡歌曲集《大家唱》，我畫了封面。這本歌集，得到了廣泛的流傳，特別是青年工人和學生更是紛紛購買。我正在曾昭正家，星海同志突然推門而入。我立即問他：『那兩首歌詞行嗎？』他做了一個手勢說：『你等等。』他從他那件陳舊的西服上衣口袋裡拿出我的一個歌詞，胸有成竹地一邊看著，一邊在屋內來回踱步，輕聲著，另一隻手拿著香煙揮動著，好像在指揮似的。他走了幾個來回之後，突然回到桌上，迅疾地拆開一個菸盒，用手抹平之後，就在背面譜起曲來。沒有幾分鐘，他就譜好了。他說：『等我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接著，他又點燃一支菸，對著那份歌譜，又來回走了幾趟哼了幾遍，告別走了。又過了幾天，他拿著這歌譜到了武大這時，曲譜又加以二部已變成二部合唱了。我們把這個歌譜抄在黑板上，他就開始教唱了。他是把這支歌當作進行曲來教唱的，歌的開頭用『嘁嚓』這些象聲詞來象徵游擊隊在日夜行軍，並且由遠而近，當歌曲到『拿他的糧草大家用，搶他的軍火要他命』時，全曲進入高潮，到『我們老百姓，三個五個千萬群』時，又由近及遠，像是抗日游擊隊走向遠方，深入敵後去了。這首歌曲不久就刊登在《大家唱》上，很快地流傳到全國各地。」

又見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條目所引錢韻玲〈憶星海〉。

又〈齊譜〉云：「（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據《新華日報》廣告：戚霞編《抗日游擊戰》一書中載有冼星海創作的〈游擊軍〉一歌。」按云：「據徐永昭：〈誕生於武漢的抗日戰歌《游擊軍》〉（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長江日報》一文：〈游擊軍〉係詞作者先珂於一九三七年冬，為武漢大學抗日游擊大隊而寫的隊歌。後由冼星海譜曲，並親自到武漢大學教唱，很快流傳到全國各地。）」

又〈秦譜〉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大家唱》第二集發表二部合唱曲〈游擊軍〉（先珂詞），宣傳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游擊戰方針，由本人去武漢大學『游擊戰爭訓練班』指揮教唱。」

又《全集》第二卷〈游擊軍〉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八年一月作於武漢。」

〔按〕〈齊譜〉所稱時間係《抗日游擊戰》一書的廣告刊登日，似無法具體說明歌曲〈游擊軍〉的創作時間。又〈秦譜〉稱據冼星海〈創作雜記〉及先珂〈《游擊軍》及其他──憶星海〉記，然此二文獻並無「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大家唱》第二集發表……」相關表述，即便十一月二十六日確係《大家唱》第二集初版日期（詳見該條目），然僅是刊錄〈游擊軍〉樂譜，而非「發表」，因冼氏在該曲創作完成後，即交予歌詠隊傳唱。故本譜以「武漢大學抗日游擊大隊」成立為繫事時序依據。且〈齊譜〉亦稱本月冼氏為《大家唱》第二集作序（詳見本條目另事），若〈游擊軍〉曲譜刊載於該集，則該曲亦作於本月，《全集》所稱〈游擊軍〉創作時間或許有誤。

又瞿維（瞿世雄）途經漢口時遇先生，應約赴先生指導歌詠活動中參訪，見其指導新創作之齊唱曲〈迎春曲〉（施誼作詞），其靈活的教學方式予瞿氏印象深刻。在各群眾歌詠團體教授期間，先生作齊唱曲〈做棉衣〉（桂濤聲作詞）。

【自述】〈創作雜記〉云：「〈做棉衣〉在漢口寫的（一九三八年）為發動全國後方民眾接濟前方士兵棉衣起見，桂濤聲從山西前線回來給我這首歌詞，我在很短的時間把它寫成。這個歌，後來知道各地方都唱，而士兵們有時在路上排著隊唱。」

【攷】瞿維〈憶星海〉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經過漢口時又遇見了他。他更為活躍，除了抗敵演劇隊中的工作外，每天晚上又組織當地愛好音樂青年的歌詠活動。他也約我去參加了一次他們的活動。記得地點是借用一所學校的教室，開始時大家演唱星海新寫的〈迎春曲〉，先由他指揮，然後挑出一位隊員來指揮，他在旁邊指導。演唱完了是修改作品，大家都寫得很多，星海逐一唱著並提出意見。這種方式對我說來非常新鮮的，是過去呆板的學校教育所沒有的。既有演唱、指揮又有創作，生動活潑地合在一起，使每一個人的能力都很快提高。」（見《專輯》第二冊頁三三二至三三六）

又澤林〈冼星海創作《做棉衣》〉云：「一九三七年的秋天，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二隊正在武漢工作。一個星期天的整個上午，冼星海同志在外面為群眾歌詠團體教歌。快到下午一點鐘，才起回隊裡。他一進門，就急忙向三樓排練室奔去。口裡哼著他正在創作的一隻新歌曲〈做棉衣〉。冼星海同志這首歌曲是他在前一天晚上開始動手寫的。經過二樓的時候，當『生活值日』的同志問他：『星海同志，吃過中飯沒有？』他點了點頭說：『啃了兩個燒餅，飽了！』好幾個同志都認為吃那麼一點東西，未免太少了，勸他再吃一點什麼，休息一會兒，再去作曲。冼星海同志微笑，對大家點了點頭，還是繼續向三樓走去。──這是同志們都知道的：他微笑、點點頭，是表示感謝同志們對他的關懷！另外還有一層更深的意思，就是時間寶貴呀！群眾等著我們的新歌曲呀！半個拍子的時間也不能放鬆呀！這些熱情的內心語言，大家一看他的表情就能領會。可是總不能讓星海同志餓著肚子工作呀，所以生活值還是勸他：『吃飽些，幹得更有勁。』星海同志還是連聲說：『飽了，飽了！待一會餓了，我再吃點心！』說著，順手在衣袋裡掏出一個燒餅，引得大家都笑了。這時，西北風一陣緊一陣，氣溫顯然下降了好幾度，有個同志打了—個噴嚏。星海同志勸那位同志快去加件毛線衣，當心著涼。他還說：『西北風這麼大，我們應該趕快為前線打日本鬼子的戰士送寒衣去。尤其是華北戰場上冷得早，八路軍……』他的話沒說完，同志們就說：『我們知道，你作曲去吧！』我仿佛記得，大約不到三小時，冼星海同志就把〈做棉衣〉的曲子作出來了。………星海同志教大家唱，一面練習，一面吸收大家的意見，反復加工，那怕是半個音符，半個拍子，都要經過嚴格認真的推敲。晚上，歌曲油印出來了，隊員們人手一紙地練唱起來。星海同志還鄭重聲明，這是未定稿，還希望同志們繼續提意見。」

又〈齊譜〉按云：「據瞿維〈憶星海〉（《人民音樂》一九五八年八月）：文章作者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漢口見到星海時，曾應約參加星海的一次教歌活動，『……（見前）』又，在澤林〈冼星海創作《做棉衣》〉（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新民晚報》）一文中，記述了一九三七年秋天冼星海在武漢寫作〈做棉衣〉的經過。」又云：云：「本月〔編按：指一九三八年五月〕創作了〈做棉衣〉（桂濤聲詞）。」

又《全集》第二卷〈做棉衣〉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作於武漢。」

又《全集》第二卷〈迎春曲〉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七年冬作於武漢。」

又張建剛〈桂濤聲年譜〉云：「一九三七年十月，隨李公樸到武漢。在漢口參與《戰鬥》《救中國》兩個雜誌社的工作。在漢口工作期間，寫成〈做棉衣〉歌詞，由冼星海譜曲，很快在武漢群眾中傳唱開來。」（見《歌者濤聲──桂濤聲小傳》頁二二六至二三○）

又王人天〈抗日戰歌激蕩的烽火歲月──記《在太行山上》詞作者桂濤聲〉云：「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激起全民抗戰，愛國知識分子也紛紛投入抗日救亡運動。隨著北平、天津的失陷，山西成了抗日的前沿陣地，為宣傳抗日救亡，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準備到山西勞軍。桂濤聲得知這一消息，便請黃洛峰向李公樸代為推薦，得到同意。八月十日，桂濤聲、柳湜、周巍峙一同跟隨李公樸前往山西太原勞軍，九月三日，在太原見到了周恩來和彭雪楓。勞軍途中，桂濤聲目睹了戰士們在冰天雪地裡單衣薄衫、短褲露膝與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戰，社會各界積極捐款、捐物送到前線支援抗日，民眾自發拿出家裡的棉被拆做棉衣支援前線作戰的八路軍。情感所觸，無限感動，於是提筆寫了一首小詩〈做棉衣〉。這首詩被胡繩刊于他主編的《救中國》雜誌，後來冼星海見到此詩，極為讚賞，便譜了曲，很快在武漢老百姓中傳唱開來。」

〔按〕目前關於〈做棉衣〉的創作細節頗為缺乏，雖冼星海自述作品係於一九三八年寫成，但考量〈創作雜記〉為事後憶述，可能出現記憶錯誤。又不知〈齊譜〉為何出現兩條互相矛盾的記述，然所謂「一九三八年五月創作」說法，〈齊譜〉為標注參考文獻。澤林〈冼星海創作《做棉衣》〉僅述〈做棉衣〉一曲為本年秋季所作，若作品創作時間在十一月七日立冬之前，則可說得通。根據現有文獻考察綜合《全集》注記，本譜暫採信「十一月作」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