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一時，赴武漢光明大戲院參加中華全國歌詠協會成立大會，並任主席，二、三百名歌詠隊人員到場參加，劉百閔、宋如海、安娥、馮雲仙、夏鑄、項學儒先後演講，大會並決議定本日為全國歌詠日，亦「通電蔣委員長擁護抗戰到底，及通電全國歌詠界」。該會並「選出黃自、李惟甯、劉雪庵、冼星海、呂驥、沙梅、老志誠、蔡繼琨、陳田鶴、張曙、周巍峙、賀綠汀、江定仙、陳士鴻、唐健、譚小麟、劉良模、何士德、繆天瑞、曾昭正、熊務民、王雲階……三十五人為執行委員」。下午二時，中華全國歌詠協會即召開歌詠大會，孩子劇團、杜庭修、武漢合唱隊、衛戍司令部等參與演出。又是日《武漢日報》刊登先生所撰〈救亡歌詠運動和新音樂的前途〉，文中總結自一九三七年來發展之抗敵救亡歌曲運動，概述從事相關工作的各地人員，檢討現況缺點，並稱「有了民眾歌曲做基礎我們最低限度可以產生一種新的民歌風格」，期許能發展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新民歌、交響樂詩、新歌劇、歌舞、電影等。
【自述】日記云：「全國歌詠成立大會（一月十七日在武漢光明大戲院）。那是早上十一時的光景，集合了兩三百的歌詠隊人員在光明大戲院舉行全國歌詠成立大會。主席由我做，司儀由王雲階任之。繼由熊務民布告〔編按：『布告』二字《專集》皆作『報告』，本譜據原文，下同〕籌備會經過，劉雪庵報告工作計劃，後由劉百閔〔編按：『劉百閔』一名，《全集》誤作『劉伯閔』〕、宋如海、安娥、馮雲仙、夏鑄、項學儒等演講，後由王復生提案通過，並由大會通告兩項：一、定一月十七日為全國歌詠日。二、通電蔣委員長擁護抗戰到底，及通電全國歌詠界。下午二時開歌詠大會，劉清揚女士演講。節目非常精彩，尤其難得是孩子劇團、杜庭修、武漢合唱隊之參加，衛戍司令部亦參加演奏。晚上情緒非常緊張，與台下觀眾打成一片。」又《全集》注云：「『全國歌詠』，全稱『中華全國歌詠協會』……」又《全集》〈邊區的音樂運動──一月八日在「文協」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一卷頁八七）注云：「這是冼星海、張曙等籌建的全國性救亡歌詠組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武漢組成籌備委員會，翌年一月十七日正式成立。據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戰歌》第五期報道：該會『選出黃自、李惟甯、劉雪庵、冼星海、呂驥、沙梅、老志誠、蔡繼琨、陳田鶴、張曙、周巍峙、賀綠汀、江定仙、陳士鴻、唐健、譚小麟、劉良模、何士德、繆天瑞、曾昭正、熊務民、王雲階……三十五人為執行委員。』」
又〈救亡歌詠運動和新音樂的前途〉云：「大眾所需要的救亡歌詠，已由大眾自然地應著時代的需要而產生，憑著過去的努力和工作，已奠定救亡歌詠的基礎，展開了新音樂運動的前途。／一九三七年既已是中華民族爭取自由和解放的大時代，大眾所需求的救亡歌詠，亦必更加急切，原因是藉救亡音樂力量來增強抗敵的決心，去爭取最後的勝利，和創造戰時音樂，因而產生新的民族音樂。／歌運雖然還是在萌芽時期，但已經影響到廣大民眾，這當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尤其在今年，在抗戰發生的前後，已播撒那偉大的救亡歌聲到全國，雖然還有很多缺點，但可證實現在的歌運在不斷地向上發展。在河北北平方面有呂驥、劉良模、趙啟海等的努力；山東濟南、青島方面有王雲階、陳田鶴；河南開封之楊岐鳴、程維賢、馬可；洛陽之黃佩芬、左正誼、吳榮軒等；鄭州之汪秋逸等；湖北武漢之曾昭正、盛家倫、馬絲白、杜蕾〔編按：『杜蕾』一名，《專輯》作『杜雷』〕、熊務民、李行夫、范元甄等；湖南長沙之張曙、黃源洛、胡然、胡投、陳玠等；廣東廣州之何安東、陳洪等；廣西桂林之張沅吉、陸華柏等；福建廈門之沙梅等；陝北之梁浩等；山西之周巍峙、田沖、鄔析零等；江蘇上海之麥新、孟波、孫慎、應凱、何士德、張昊、譚小麟、洪荒、王復生、馮國柱、陳伯韜等，都擁有極多數的民眾和舉行了大規模的歌詠大會，同時成立了幹部訓練班、研究班、宣傳隊，在抗戰期中他們都有了任務出發宣傳歌詠，隊員亦已散播全國，連每天播送救亡歌詠的人，也都是從訓練班出來的，因此，更覺得蓬勃地增長。甚至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也同時努力著寫作救亡□□〔編按：此闕二字《專輯》疑當作『歌曲』〕，如蕭友梅、黃自、李惟甯、劉雪庵、江定仙、賀綠汀、陳田鶴等。此外播送宣傳救亡歌曲的人，已經普遍到每個人的責任上，甚至不識字的人也想唱救亡的歌曲，所以救亡歌曲應更多量的產生來供給大眾的需要。最近產生的如〈保衛中華民族〉〈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新中國〉〈祖國的孩子們〉〈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全民抗戰〉〈起重匠〉〈游擊軍〉〈游擊隊進行曲〉〈送勇士出征〉〈打殺漢奸〉〈八一三戰歌〉〈救亡對口曲〉〈大刀進行曲〉〈青年進行曲〉〈大眾歌手〉等那些歌曲，都是民眾認為樂意接受的歌曲，而且由時代之需要而產生，差不多都是很熱烈、很誠懇的愛國歌曲；此外還有由民謠、小調寫成的歌曲，更可以影響廣泛的工農和一般老百姓。／在初期歌運中，優點當然有，但缺點卻太多了！能夠克服這幾點，然後方能談到產生新音樂的前途。這缺點是：一、誤解救亡歌詠的意義；二、各歌詠團的分歧；三、不能深入民間（四、沒有統一的救亡音樂教材；五、缺少真正的領導人才；六、救亡歌詠水準太低太高的不平均。／以上缺點，在初期歌運是不可避免的，但希望努力歌詠的人們更努力去繼續開展，認定最大的目的是在鄉村，而不是在都市。鄉民的需要歌詠，比一切人們都急切，他們的熱情，更切實，更熱烈。／有了民眾歌曲做基礎我們最低限度可以產生一種新的民歌風格，而不是以前的傳統的民歌。這是一定要從鄉民們實際生活去產生出來，並且要奠定一種中國民歌的風格，發展為將來的偉大民族的歌曲。其次，我們中國有一天能實現交響樂詩的一定風格，代表那偉大的民族性，在音樂史上占得較重要的地位。再其次，希望有歌劇的產生，那種新歌劇是根據民歌，具有新的形式和技巧，並且有最豐富的內容；但它並不是中國現在的京劇，也不是歐西的大歌劇，而是努力產生另一種的新歌劇。要有這樣的歌劇產生，是必定要從抗戰後的經驗出來，因為新的音樂是產生在民族鬥爭裡，而同時新舞蹈和電影也可以隨著各種藝術部門的動向而進展。所以要是在現今抗戰期中，我們如果能夠『會』利用民眾的力量來推動救亡音樂，同時為著民眾的需求我們並不難實現中國新音樂的偉大前途。奠定新民歌、交響樂詩、新歌劇、歌舞、電影的基礎，必定要在抗戰期中。那一九三七年的救亡歌詠運動，無疑地是過去最重要的工作，而一九三八年的今年便是開展著新音樂前途的一年！」（見《專輯》第一冊頁四八至五○）《全集》注云：「本篇據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武漢日報》所刊校錄。」
【攷】〈齊譜〉云：「出席『中華全國歌詠協會』成立大會，擔任主席。並與張曙、黃自、賀綠汀、周巍峙、呂驥、劉雪庵、沙梅、劉良模、繆天瑞、老志誠、陳田鶴、江定仙、譚小麟、曾昭正、熊務民、王雲階、李惟甯等三十五人一起被選為執行委員。會上通過：一、定每年一月十七日為全國歌詠節。二、通電全國歌詠界，並確定工作大綱。同日上午和晚上，與武漢文化行動委員會聯合舉辦『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衛游擊隊』音樂大會，由沙梅、劉雪庵、盛家倫、王雲階等主持。節目中有冼星海的〈起重匠〉〈做棉衣〉〈好男兒〉〈新中國〉等歌曲。所得收入，悉捐助冀北人民抗日自衛游擊隊。十八日，出席該會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與會者還有沙梅、劉雪庵、盛家倫等十餘人。會上通過了宣言和告全國歌詠同志書。二月二十八日，該會召開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討論計劃出版大眾救亡歌曲事。（據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十八日；三月一日《新華日報》，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戰歌》第五期）」
又〈秦譜〉云：「赴漢口光明大戲院主持中華全國歌詠協會成立大會：當選為執行委員，定一月十七日為全國歌詠節；主持全國歌詠協會成立音樂會。同日，在《武漢日報》發表音樂論述〈救亡歌詠運動和新音樂的前途〉，提出中國新音樂的奮鬥目標是要創作『在音樂史上佔據重要地位』的新歌劇、交響詩等等。」
又陳建華、陳潔（編）《民國音樂史年譜》云：「（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中華全國歌詠協會在武漢成立，自上海撤往武漢的冼星海、呂驥、周巍峙、賀綠汀及留滬的黃自等八十五人當選為執行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