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時，赴錢韻玲處，「一直在她家裡坐了一天」。晚間，赴海星歌詠隊練習唱歌，並邀請桂濤聲來隊講述山西游擊隊近況，並「在青年會借了一架鋼琴」。然先生早退，為馬可送行，並與錢韻玲、錢遠鏡、黃冰一同吃冰，後又送錢韻玲返家。然因錢氏翌日返咸寧老家，先生便「依依不捨」。又在此之後，於第三廳作二部合唱曲〈在太行山上〉（桂濤聲作詞），後流行甚廣，成為太行山游擊隊隊歌。

【自述】日記云：「上午九時找她，一直在她家裡坐了一天！晚上到海星練習唱歌，並請了桂濤聲講游擊隊的近況（山西方面）。在青年會借了一架鋼琴。我今晚早退，送馬可行。又和韻玲、遠鏡、黃冰吃冰，並且送她回去。因為明天她要回咸寧去，我心裡依依不捨，因明天辦公，只得又要回家！」

又〈創作雜記〉云：「〈在太行山上〉一九三八年在武昌曇華林政治部第三廳裡寫的，詞由桂濤聲作，寫成後在漢口抗戰紀念宣傳週歌詠大會上由張曙、林路、趙啟海等唱出，聽眾大聲喝彩，要求再唱，此後又普遍了全國，現在太行山上的游擊隊以它為隊歌，老百姓、小孩子都會唱，到處聽到『敵人從哪裡進攻，我們就要他在哪裡滅亡』的句子！山西影片公司採用了這首歌曲做主題歌。」

【攷】見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條目所引錢韻玲〈憶星海〉。

又〈齊譜〉云：「晚上，赴『海星』教唱，並聽桂濤聲講山西游擊隊的情況。之後，創作了〈在太行山上〉。」

又《全集》第二卷〈在太行山上〉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八年七月作於武漢。」

又靳宏偉、張建軍〈洪鐘大呂出陵川〉云：「二○○九年十月七日，一個雨後初晴的日子，我們一同來到陵川東關狀元巷武文德住所採訪。武文德老人生於一九二五年，屬牛，鶴髮童顏，精神矍鑠。採訪時八十六歲，曾是抗日兒童團團員。武文德在部隊還上了抗大分校八個月，畢業證上寫的是『抗日軍政大學華北分校』。退休以後在陵川從事資料整理和回憶錄工作。對抗戰初年的情況如數家珍，他給我們詳細地回憶了抗戰初期陵川城風雲變幻的情況，現擇要整理如下──靳宏偉：（以下簡稱靳）『您知道桂濤聲和冼星海嗎？』武文德：（以下簡稱武）『知道。一九三八年春天，黨從陵川選拔了兩批文藝幹部，第一批加入了太行山劇團，帶走的學生主要有蘇雲、趙貴寶、武愛文等人（蘇雲曾任長春電影廠廠長；趙貴寶：著名的戰地記者，曾任山西省攝影家協會副主席），帶隊老師是洪荒（阮章竟）等人。第二批黨派來的幹部是桂濤聲、冼星海等人，他們住在八蠟（發音讀咋）廟（現陵川公安局附近，八蠟廟解放後拆除）貼出了招收文藝兒童團的廣告，當年我十四歲，一共十七名兒童參加了陵川抗日兒童文工團。』靳：『您什麼時候見到的桂濤聲和冼星海？』武：『到了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左右，冼星海和桂濤聲來了，他們住在八蠟廟，經常來文藝班講話，動員大家抗日。』靳：『冼星海長什麼樣？』武：『二十幾，大背頭，個子不高，倆人個子差不多。桂濤聲比冼星海瘦一點，很活潑。說：「你們願意來，我們無條件接受。」』武文德曾多次陪『桂代表』吃派飯。『桂代表』帶領兒童團下鄉，老百姓給他做雞蛋拌湯，他堅持吃糊飯（當地用小米和玉米麵做的糊狀早餐），非常樸素。講話中老人一聲一個『桂代表』，親切的稱呼，包含著鮮明的時代記憶，正和桂濤聲任政治代表的身份相吻合。……正當我們感到冼星海的證人略顯單薄的時候，陵川縣縣誌辦原主任張振山提醒我們採訪一下陵川在外軍界領導的思路，並親自打電話和身在鄭州的河南省軍區原政委李中順聯繫。在聯繫穩妥之後，我們決定前往採訪。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們來到鄭州緯五路河南省軍區幹休所採訪了八十九歲的將軍李中順。李中順，陵川北關人，早年參加陵川犧盟會，後曾任河南省軍區政委。採訪時思路清晰，語言流利，高興時發出豁達的朗笑，非常平易。現擇要記錄如下──靳：『您認識冼星海嗎？』李：『認識。』靳：『（吃驚地）您認識冼星海？』李：『（微笑）星海當時就很有名，我怎能不認識。我想冼星海還比較賞識我，因為我識簡譜，學音樂比較快。』靳：『具體是什麼時候認識的？』李：『一九三八年二月，陵川舉辦了一次為期一個月的小學教師集訓班，地點是縣城西街小學校。我是代我父親去培訓的，共有四十多人，小學教師都比較大，像我這樣十五六歲的較少，主要是宣傳抗日政策，學唱革命歌曲。』靳：『冼星海做什麼？個子怎樣？』李：『冼星海是通過教歌傳授革命思想，許多人在下面學。他是教歌的負責人，非常認真，個子中等稍高點。』我們採訪到李中順，才終於找到了冼星海在陵川活動的又一明確見證人，也得知冼星海在陵川仍然是從事抗戰宣傳教歌工作的，李中順描述的冼星海和武文德描述的冼星海相貌也一致。至此，一九三八年春，桂濤聲和冼星海在陵川既有資料記載，又有健在的見證人，他們和洪荒等早在上海就相識，在陵川都從事黨的宣教工作。已經完全具備了創作〈在太行山上〉的作者條件和抗戰的時代背景。……因此，我們認為「〈在太行山上〉這首著名的抗戰歌曲誕生在太行之巔的陵川，地理環境契合，相關資料翔實，親歷人健在，採訪清晰可信，桂濤聲、冼星海等人在風雲聚會的佛山之巔創作完成歌詞，並初唱了這首偉大歌曲是真實可信。」（見謝紅儉〔主編〕《民間記憶》頁二八至三六）

又張建剛〈桂濤聲年譜〉云：「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左右，與冼星海、阮章競等人，組建陵川抗日兒童文工團。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晚，與冼星海、阮章競在佛山腳下的六泉演出抗日劇目，住嶺東村。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凌晨三點，與冼星海、阮章競、李曼出發登佛山王莽嶺。目睹了太行山王莽嶺的『千山萬壑』後，又親身感受到了抗日軍民才是真正的『銅牆鐵壁』，寫〈我們在太行山上〉於香菸包裝紙上。……五月底，離開山西晉城太行山，回到國民政府的臨時辦公地武昌，修改〈我們在太行山上〉歌詞。一九三八年六月初，把〈在太行山上〉送到冼星海在武昌曇華林住地譜曲。一九三八年七月，將譜好曲的歌詞寄給李曼，標誌著〈在太行山上〉詞曲已經誕生。」

吳志菲〈桂濤聲與《在太行山上》〉云：「一九三八年六月的一天晚上，冼星海剛剛回到音樂科所在地武昌曇華林，桂濤聲急匆匆地來了，說：『我是從山西來的桂濤聲，想請星海同志為太行山的戰友們譜一支隊歌。』冼星海趕忙出來迎接。桂濤聲寫的歌詞把太行山中游擊健兒的緊張戰鬥生活和勇敢頑強、樂觀開朗的性格描繪得活靈活現，冼星海看完歌詞興奮不已，隨即音樂靈感來了：由舒展寬廣明朗向上的小調主旋律，引出戰鬥性的進行曲旋律， 既充滿青春朝氣，又有豪邁精壯的氣勢。冼星海趕緊用筆把思路記了下來。送走客人，冼星海依然被游擊健兒們的事蹟深深感動著，坐在鋼琴前反復琢磨、構思，連夜將歌詞譜寫成一首二部合唱曲。歌曲旋律兼有抒情性和進行曲風格，實現了戰鬥性與革命浪漫主義的有機結合。」

〔按〕關於〈在太行山上〉的寫作時間與地點，近年靳宏偉、張建軍〈洪鐘大呂出陵川〉一文曾攷冼星海隨桂濤聲等人於本年四月赴山西晉城陵川參與「組建陵川抗日兒童文工團」時，又於本年五月間創作該曲，靳、張〈洪〉文並採訪多位當地長者，取得口述歷史材料，貌似可信。然若爬梳文獻，便可發現諸多問題：一、受訪者武文德稱「黨從陵川選拔了兩批文藝幹部」，然其時冼氏並非中國共產黨員（亦非任何政黨成員），何以成為「黨派來的幹部」？二、武文德稱「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左右，冼星海和桂濤聲來了」，但另一位受訪者李中順又稱「一九三八年二月」認識冼氏，然遍查冼氏日記，本年二月冼氏隨「演劇第二隊」一行在安陸開展抗敵歌詠宣傳工作，四月已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不可能抽身赴晉城陵川開展相關活動；又若據〈桂濤聲年譜〉及武文德受訪稱冼氏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左右」抵達陵川，然查冼氏於四月十九日正隨隊拍攝電影《最後一滴血》，這樣的時間矛盾是吾人無法迴避的。錢韻玲〈憶星海〉一文提及：「記得他曾邀請從太行山歸來的同志給我們『海星歌詠隊』介紹抗日游擊隊的近況，並為此寫了〈在太行山上〉。」冼氏自述本（六月二十五）日邀請桂濤聲「講游擊隊的近況（山西方面）」，又吳志菲〈桂濤聲與《在太行山上》〉亦有類似攷證，三者記述頗為脗合。綜上所述，據「距史較近者可信」原則，歌曲〈在太行山上〉，應是本日冼氏邀桂濤聲至海星歌詠隊分享經歷後，於武漢第三廳創作；反觀靳宏偉、張建軍所言「相關資料翔實，親歷人健在，採訪清晰可信，桂濤聲、冼星海等人在風雲聚會的佛山之巔創作完成歌詞，並初唱了這首偉大歌曲是真實可信」云云，事件時序矛盾、未考慮冼氏生平事跡，缺乏基本邏輯判斷，無法採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