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嶺南大學軍樂隊長一職，離校前往上海，並委請母校語文教師冼玉清就近多加照顧母親。又因曾受教於蕭友梅故獲准免試，並由嶺南大學上海分校擔保其學費，於九月入國立音樂院學習小提琴。在國立音樂院求學期間，勤奮刻苦、孜孜不倦，並經蕭友梅安排，先生與陳振鐸為校內僅有二名之工讀生，每日在校長辦公室工作兩小時，負責刻鋼板等庶務，每月約有八至二十元收入。亦因年齡問題，蕭友梅勸導先生可改學作曲。又求學期間，曾在校外學習小提琴及音樂理論私人課，亦曾由蕭友梅帶領投考上海工部局樂隊單簧管席位未果。又先生抵滬未久，便設法接母團聚。

【自述】〈致中共魯藝支部的自傳〉云：「我受教育的地方有幾處：……四、在上海……在上海學習音樂全是借貸戚友的錢，欠債累累，頗苦痛，適當工作又找不著，常因經濟困缺而苦惱。」

又〈我的履歷（簡單歷史）〉云：「我受教育的地方有幾處：……四、在上海國立音樂院；……在上海曾跟私人學習小提琴及音樂理論，因生活困乏，欠債累累，不得已仍在失學生活中過日。」

又先生另篇自傳云：「在〔編按：『在』字原闕，據《專輯》補〕南洋、廣東、北平、上海、法國我受過相當的教育……」

【攷】《私立嶺南大學校報》一九二八年第四期刊載之〈軍樂隊消息〉云：「去歲軍樂隊長冼星海君解職離校後，旋任何照東君代理，今已積極從事訓練。惟人才缺乏，須從逐個隊員訓練入手，幸各隊員都有興趣協力合作，將於本校開一音樂會，並欲藉以籌備添購樂器，該隊於每星期二、四晚為大隊練習時間，星期二、三、四、五下午，為小隊訓練時間云。」

又〈年譜紀略〉云：「（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去上海入國立音樂院。」

又〈諶譜〉云：「（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到上海進國立音樂院學習。」

又丁善德〈紀念冼星海同志〉云：「一九二八年秋季，我第一次遇見星海，當時我和星海同在前上海國立音樂院學習。他在學習上的勤奮努力，生活上的刻苦耐勞，使我非常感動，他不分寒暑經常連續不斷地練習提琴和鋼琴，閱讀各種書籍，還要自己洗衣、煮飯，每天緊張地學習和工作，好像從沒有一分鐘的空閒時間。他這種高度的勞動熱情和堅苦的學習精神感染了我，成為我學習的榜樣。星海對年輕的同學是經常關心和鼓勵的，我和星海雖然僅僅同學一年，但經常得到他的鼓勵和幫助，增加了我對學習音樂的勇氣和信心。星海同志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和愛國主義精神，他曾經為了學校當局不合理的額外收費制度而進行鬥爭，他對過去上海工部局樂隊拒絕中國樂師參加樂隊工作的帝國主義作風提出抗議……」（見《聶耳星海紀念文選（第一集）》頁一一○至一一一）

又齊毓怡訪問陳又新記錄云：「星海考入音樂院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他入學時，小提琴已拉得相當好。他為人很誠懇、踏實，非常用功，勤學苦練。他的經濟狀況不好。」（見《專輯》第二冊頁三四二至三四三）

又齊毓怡訪問李任龍記錄云：「一九二八年初，鍾校長〔編按：指鍾榮光〕到上海開辦嶺南大學的分校，我亦隨之來上海。而星海是在這一年的下半年來上海投考音樂院的。當時，他的學雜費是由嶺大分校給他擔保的。」（見《專輯》第二冊頁三四四至三四五）

又熊樂忱〈關於《冼星海年譜紀略》〉云：「冼星海進上海國立音樂院是在一九二八年的秋季，是與陳又新等人同時入學的，不是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北京藝專音樂系和北大音樂傳習所是一九二七年秋同時被奉系政客劉哲勒令停辦的；國立音樂院則在是年十一月成立，學生只有十餘人（有該院成立時全體師生合影可查──登在星海畫傳內），星海同志不是第一批入學的。」

又熊樂忱〈重溫我和星海同志在一起的一些往事〉云：「在上海音樂院學習時，蕭友梅先生安排他做文書抄寫工作，他手稿中則沒有提到，此事同學們都知道，陳振鐸和他在一塊抄寫，據陳說他每月工資八元，想星海的報酬都差不多，當然此數不能維持他母子兩人的最低生活，經常要靠借貸度日，生活極其艱苦；……這裡附帶說明一點，我們從北京轉學上海音樂院的同學，蕭友梅先生准予免試入學，因都是他原來的學生，他都瞭解，這是例外情況。……我和星海在上海音樂院這一段時間也不長，我一九二八年二月入學，他同年九月入學，到一九二九年暑假我們一同離校，同學時間只有一年，但我們接觸較多，往來較密，因我們兩人都是學生會負責人。……星海同志在校一向較沉默，寡言笑，這是他的生活處境所造成的，他待人熱情誠摯，事母至孝，從未見他與人吵鬧。」

又蔡詠春〈關於冼星海同志的幾張照片〉云：「後來冼星海同志去上海考入國立上海音樂院學習。」

又陳振鐸〈永遠銘記蕭校長的教導〉云：「我是一九二八年暑假考入上海國立音樂院的。記得當時窮，為了節省路費，便由山東臨淄到青島乘海船去上海。我是個在農村寒門生長的弟子，竟考取了大都市的音樂院，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可是又擔心家庭經濟條件不好，讀不起這樣的學校入學以後不久，我抱著試探的心理，向蕭校長反映了自己的家庭的窘境。想不到他對我非常同情，馬上批准我為工讀生，即邊工作邊學習。這樣，才使我得以維持在音樂院的學習。當時冼星海也是工讀生。據我所知，我和他是當時音樂院僅有的兩名工讀生。這樣，我和冼星海就有機會每天在校長辦公室工作兩小時，同時也有機會每天和蕭校長多相處兩小時。我除了刻鋼版外，還幫著做辦公室裡的其他一些事務性工作。蕭校長待人十分和氣，每次有事吩咐我去做時，總是用親切的口吻稱呼我為『陳君』！這一稱呼，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平時，在工作的間隙，蕭校長也和我們聊聊天，要我們在好好學習樂器之外，還要學會作曲。我後來除攻研二胡這一樂器外，對和聲、作曲有興趣。後來轉學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在劉天華教授的學生中，我成為寫作較多的一人。這實與蕭校長的教導密切相關。這是我永遠銘記在心的一點。我還記得很清楚，冼星海在音樂院學習時，是以小提琴為主科的。可是當時蕭校長從星海的實情出發，認為他年齡偏大（當時已二十三歲），曾經熱情地、反復地勸導他應以作曲為主科。星海後來專攻作曲，成為著名作曲家，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抹殺當年蕭友梅校長對星海的反覆勸勉之功。」（見《蕭友梅紀念文集》頁一六七至一六九）

又戴鵬海《丁善德音樂年譜長編》云：「一九二八年學年度入學的新生，預科除丁〔編按：指丁善德〕外，還有陳又新、徐錫綿（即徐威麟）、周樹民等六人；專修科有冼星海、李獻敏、勞景賢、陳振鐸、張恩襲（即張曙）、常文彬（即任虹）等二十三人；選科有裘複生等七人；特別選科有王沛綸等六人。沙梅（當時叫鄭志）、戴粹倫、戴炳鑫、張貞黻、洪潘、蔣風之、程午嘉、宋壽昌等則是上一個學年度入學的。全校新生老生一共是五十八名（其中專修科三十七名選科和特別選科十五名，預科六名），有二十人左右住學生宿舍。學生宿舍每一棟都是三層樓。每層一間房，二、三樓還有亭子間。二、三樓住人（二樓住四人，三樓住三人），底樓的客廳和二、三樓的亭子間作為琴房使用，另外還有一間飯廳，可以開兩桌飯。住在樓內的學生，按各琴房排好的鐘點表練琴。」（頁十五）

又向延生〈冼星海等人應該是「國立音專」的優秀學生〉云：「冼星海作為蕭友梅在北京藝專擔任音樂系主任時的學生，一九二八年九月免試轉入國立音樂院繼續學習小提琴。」

又洪潘〈關於上海國立音樂院學潮事件及其他〉云：「冼星海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不大愛說話，然而待人熱情，是非分明，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據我所知，他大約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份到上海國立音樂院讀書的。由於生活貧苦，來校後，蕭友梅還給他安排在學校裡做些抄抄寫寫的工作。從這樣的半工半讀中得到點微薄的收入，做為奉養母親和讀書之用。」

又司徒懷〈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和他的母親〉云：「但是好景不長，星海不滿他的音樂水平，他要到上海去學音樂，那母親怎麼辦呢？母親是理解兒子的，她獨自做點針線活，維持著生活，讓兒子安心到上海去學習。同時星海託付他的語文女老師冼玉清先生就近對母親多加照顧，他這樣便離開了母親去上海音樂學院學習了。後來這個具有孝心的兒子，又千方百計把日夜思年的母親接來身邊，他自己半工半讀，和母親艱難地生活著。」

又〈秦譜〉云：「八月，推薦私人音樂學生何安東接任嶺大管樂隊指揮，離開廣州轉赴上海，考入國立音樂院專修科，從阿利國・富華教授主修小提琴，從李恩科教授副修鋼琴，所需各費由在滬創辦嶺大分校之鍾榮光校長擔保，遂以本校兼職文書一職繼續工讀，奈因入不敷出，只得向外界求助。」又云：「（一九二九年）二月，連任本校兼職文書，在上海國立音樂院繼續工讀，及母抵達上海，搬出桃園新村學生宿舍，奉母借住拉都路南國社排練廳。五月，奉母遷居法租界一弄堂陋室。」又云：「（一九二九年）春季，為謀母子在滬生活，由蕭友梅院長帶領去上海工部局樂隊報考單簧管演奏員，豈料僅試奏一下便被拒之門外，即向主事者『抗議』這一『帝國主義作風』。」

又〈戴文〉云：「〈何函〉及丁善德訪問記未見〔編按：指〈秦譜〉引用的何安東信函、秦氏採訪丁善德記錄等資料〕。〈訪問李任龍同志的記錄〉中雖提到星海『投考音樂院』，但星海本人的《自傳》（一）（二）〔編按：指《專輯》排序，分別指〈致魯藝中共支部趙毅敏同志〉及冼星海另篇自傳〕及〈我學習音樂的經過〉對此事均隻字未提。另據熊樂忱〈重溫我和星海同志在一起的一些往事〉稱，凡當時『從北京轉學上海（國立）音樂院的同學，蕭友梅先生准予免試入學，因都是他原來的學生，他都瞭解。』熊和星海既是同學，又同是蕭在北京時期的學生，其說似比『考入』更可信。」又云：「〈蔡文〉〔編按：指蔡詠春〈關於冼星海同志的幾張照片〉〕及熊樂忱訪問記〔編按：指〈秦譜〉引用的秦氏採訪熊樂忱記錄〕均未見。但熊在〈重溫我和星海同志在一起的一些往事〉中只談到『蕭友梅先生為他安排了文書抄寫工作，以維持半工半讀的生活』。同時和星海在一起工讀的陳振鐸所作〈永遠銘記蕭校長的教導〉一文，也只談到他和星海『每天在校長辦公室工作兩小時，……除了刻鋼板外，還幫著做辦公室裡的其他一些事務性工作』。熊、陳文中均無『二月』『連任』『兼職文書』之說。」又云：「蕭友梅帶星海去考上海工部局樂隊的單簧管演奏員是事實；〈丁文〉〔編按：指丁善德〈紀念冼星海同志〉〕也確實說過星海『對過去上海工部局樂隊拒絕中國樂師參加樂隊工作的帝國主義作風提出抗議』的話，但不足為憑。因為工部局樂隊並不是對所有的中國樂師都一律採取排斥的態度，王人藝、譚抒真、黃貽鈞、陳傳熙等都曾經在該樂隊當過演奏員，即是例。其次，工部局樂隊當時有『遠東第一交響樂隊』之稱，水平之高可以想見；而星海只在中學時代學過單簧管，程度深淺，可想而知。考不進該樂隊，自屬意料中事。若竟據此便斥之為『帝國主義作風』而進行『抗議』，未免欠理。〈丁文〉作於五十年代初期，在當時全民反帝情緒高漲的情況下說出一些不夠實事求是的過頭話是不難理解的；何況〈丁文〉也並未說星海是因為自己沒考上而『提出抗議』或『向主事者「抗議」』。即使退一萬步說，星海當時確有其事，也是出於一時氣憤，同樣是不難理解的。問題在於〈秦文〉對此事不加分析，竟作為史跡寫進年譜，就有欠慎重了。因為這樣一來，非但不足以說明星海如何有覺悟有正義感，如何對『帝國主義作風』深惡痛絕，且溢之於言表，反而有損其形象，所以是不可取的。」

又向延生〈蕭友梅與冼星海的是非恩怨新解〉云：「冼星海作為蕭友梅在北京藝專的學生，一九二八年獲准免試轉入了國立音樂院繼續學習小提琴。考慮到冼星海的家境貧寒，學院批准他和陳振鐸為全院僅有的邊學習邊工作的『工讀生』。蕭友梅安排他們每天下午在院長室工作兩個小時，從事刻鋼板等一些事務性的工作，每月可有八至二十元不等的收入。蕭友梅考慮到冼星海當時已經二十三歲以小提琴為主科年齡偏大，從實際出發曾反復勸導冼星海應該改以作曲為主科，對冼星海後來的成長道路頗有啓發。冼星海還會吹單簧管，堂堂的代院長蕭友梅，曾親自帶著他去報考著名的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因水平不夠未被錄用。此事再次顯示出了一直被人們認為是『冷酷』的蕭友梅，人性中善良、溫情的另外一面。冼星海孤寡的母親不久也來到上海與兒子同住，為了有些收入用於生活和租房，冼星海在馬路邊的路燈桿上，張貼了一些招收學習小提琴私人學生的小廣告。田洪看到後向哥哥田漢說了此事，愛惜人才的文藝家田漢說此人一定是個窮苦的學生，讓田洪帶他來見面。田漢對冼星海的奮鬥經歷與刻苦精神非常感動，吸收他參加了南國社，並安排冼星海母子免費住在田漢任院長的南國藝術學院租用的宿舍裡。」

又陳建華、陳潔（編）《民國音樂史年譜》云：「（一九二六年）是年，冼星海入上海藝術大學音樂科，後入國立音專主修聲樂。」又云：「（一九二八年）九月，冼星海、張恩襲（張曙）、丁善德、戴粹倫、陳又新、李獻敏等考入國立音樂院。」

〔按〕〈秦譜〉將冼星海入國立音樂院後多項事跡分繫不同時序，然〈戴文〉已指出〈秦譜〉所繫時序並不準確，並有扭曲史實之嫌，故本譜以冼氏入國立音樂院為基準點，將其學習狀態、經蕭友梅安排為工讀生，以及蕭氏對冼氏之勸導、帶領投考上海工部局樂師席位，與冼氏參加南國社活動經歷諸事，皆繫於此處。

目前尚未知冼氏具體何時與母於滬團聚，並搬遷至原南國藝術學院租用之宿舍居住，僅從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冼氏致董任堅信函可見，冼氏於是時將董氏轉交款項用於搬遷住處，且新住處位於原南國藝術學院所在地（拉都路），故冼氏頗有可能係於一九二九年暑假前偕母移居，詳見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條目。〈秦譜〉稱冼氏係於一九二九年二月搬出國立音樂院桃園村學生宿舍、偕母入住拉都路（應即原南國藝術學院租用宿舍），又於五月偕母遷居「法租界一弄堂陋室」，並稱依據秦氏對熊樂忱之採訪記錄，以及蔡詠春〈關於星海的幾張照片〉，然採訪記錄未見、〈蔡文〉並無類似記載，尚不可信。

至於冼氏入國立音樂院後之住處是否為桃園村學生宿舍，亦尚未有明確文獻記載，惟丁善德曾有見證冼氏學習及生活之相關記述，故可推測冼氏在遷居至原南國藝術學院租用宿舍前，應係居於國立音樂院學生宿舍中。爾後遷居，疑係謀求與母團聚、照料母親生活而為之。

又《民國音樂史年譜》所云失實，因未有其它文獻佐證冼星海曾入上海藝術大學，且一九二六年時冼氏仍於北京學習，後回返廣州繼續學業。又國立音樂院改制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後，冼氏未獲得註冊單，變相遭退學（見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