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蘇聯作曲家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普羅科菲耶夫（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Прокофьев）學習，並在其寓所擔任管家，操各種家務、打掃、購物等工作，並總是佩戴白手套為普羅科菲耶夫一家上菜配餐，為普氏後代留下深刻印象。又先生曾將其女高音獨唱（單簧管與鋼琴伴奏）作品〈風〉（Le vent）之譜稿交予普氏指導，作品獲得普氏的喜愛。先生與普氏交往時約不滿四月，直至翌年四月八日普氏返回蘇聯時中止。又先生向普氏學習之前後時間，或曾獲美國人士奧納奎斯・傑索夫人（Madame la Onarquise del Jiesso）經濟及學習資源方面之資助（每月一百法郎、音樂會票券及樂譜），並結識俄國作家瑪戈夫人（Madame Maggo）。

【自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大公報》「藝術週刊」欄目刊〈歡迎挾著小提琴歸國的遊子──行將在滬舉行個人作品演奏會的冼星海〉云：「冼君一九三三年六月從日內瓦給編者的信：『……從前我對你說俄國音樂家照顧我的事，不到四月的時光，他就到了美國。我便要在巴黎再渡苦生活。可是現在我居然找著了生活費與學費！而且我還得了個機會遊歷瑞士、維也納、柏林、倫敦。我不是向你說謊，我正莫明我自己今天怎的來到日內瓦！我已上過Mont Blanc之顛，還到過Mer de Glace〔編按：原誤作『Mer de Glaces』〕。明天打算去Lausanne〔編按：原誤作『Lonsanne』〕。……除了盡情地欣賞湖色、登高，我還赴過不少音樂大小演奏會。我還能攜帶小提琴跟我同去！……』」（見《專輯》第二冊頁二四六至二四七）

又〈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云：「我不管這高尚不高尚，在初到法國的時候，我有藝術家的所謂『慎重』，我對於一個創作要花一年的功夫完成，或者一年寫一個東西，像小提琴及鋼琴合奏的《索拿大》，我就花了八個月的功夫。但以後，就不是這樣了。我寫自以為比較成功的作品〈風〉的時候，正是生活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我住在一間七層樓上的破小房子裡，這間房子的門窗都破了，巴黎的天氣本來比中國南方冷，那年冬天的那夜又刮大風，我沒有棉被，睡也睡不好，只得點燈寫作，哪知風猛然吹進，煤油燈（我安不起電燈）吹滅了又吹滅。我傷心極了，我打著戰聽寒風打著牆壁，穿過門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著猛烈撼動。一切人生的祖國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洶湧起來。我不能自己，借風述懷，寫成了這個作品。……我想不到〈風〉那麼地受人歡迎，我的先生們很稱讚它，舊俄的（現在已同情蘇聯）音樂家，也是現在世界有名的音樂家普羅珂非葉夫也很愛它。並且它能在巴黎播音（上面說過的《索拿大》也被播）和公開演奏。」

又〈致中共魯藝支部的自傳〉云：「後來我得到了一位美國老婦人Madame la Onarquise del Jiesso每月助我一百法郎，還供給聽音樂會的入場券及樂譜及許多經濟上的幫助。我又遇到了一位俄國音樂家S. Prokofieff，一個女文學家（俄國）Madame Maggo。」

又〈我的履歷（簡單歷史）〉云：「在法國時是半工讀維持，曾任飯店、咖啡店、李紀店、樂隊演奏等工作，一面仍上課。先後得外國人的同情和幫助，如Madame le Marquise del Fierro的每月助我一百法郎。Sergei Prokofieff（俄國大作曲家）的幫助，我考入了世界著名的兩個音樂學校：一、Schola Cantorum，二、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Musique et de Déclamation（巴黎國立音樂院），專學作曲（高級作曲班）、指揮。當時我的教員是Vincent d'Indy、Paul Dukas，都是在世界音樂樂壇有名的音樂家。我在巴黎七年，艱苦地進行我的半工讀奮鬥和學業的完成，於一九三五年回國。」

【攷】鄭式如〈憶星海〉云：「很長一段時間他在一位俄國作曲家裡幫忙，而這位作曲家還主動為他批改作業。這時他的心情就如脫韁的野馬，馳騁在這藝人薈萃的巴黎古城，拼命攝取他在音樂上所需要的營養。」

又陶亞兵、周行〈冼星海與中西音樂交流〉云：「冼星海在從師上述法國音樂家學習的同時，還有機會得到蘇聯著名作曲家普羅科菲耶夫（Prokofiev S.，一八九一年生、一九五三年卒）的指導與幫助。普氏一九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定居法國巴黎，一九三三年返回蘇聯，冼星海就是在普氏離開法國巴黎前的四個月與之相識的。冼星海與普羅科菲耶夫的交往時間不長，但在音樂創作上是會受到普氏積極影響的。冼星海在法國創作的第一首作品〈風〉得到了普氏的稱讚（冼星海〈我學習音樂的經過〉〈自傳（一）〉〔編按：〈自傳（一）〉係指〈致魯藝中共支部趙毅敏同志〉〕），這本身就是對冼星海學習作曲的最大的鼓勵。冼星海在一九三三年六月的一封信中提及：『……（見前）』此俄國音樂家應該是指普羅科菲耶夫，普氏也正是這時離開法國的。這說明冼星海的日常生活也曾蒙普氏關懷和照顧。……」

又蘇聯《音樂生活（Музыкальная жизнь）》一九九一年第二期刊載之〈我的父親：生命中的一頁（Мой Отец: 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云：「音樂藝術巨人普羅科菲耶夫百年誕辰即將到來。他尚有許多未完成的著作，以及不為人知的事跡，近年多為歷史學家和傳記作者所考察發現。蘇聯作曲家出版社（Советский композитор）正基於首度公開或蘇聯此前未知之史料，為普羅科菲耶夫百年誕辰推出一套文獻系列出版物（由塔拉卡諾夫〔М. Е. Тараканов〕編輯）。該系列出版物的其中一位作者那塔莉亞・薩夫奇娜（Наталия Савкина）為我們提供了與普羅科菲耶夫兒子的採訪片段。一九二三年，普羅科菲耶夫與一位年輕的西班牙歌手莉娜（Ли́на Любе́ра）結婚。在法國，他們的兒子斯維亞托斯拉夫（Святослав Сергеевич Прокофьев）和奧列格（Олег Сергеевич Прокофьев）出生。（記者問：）『斯維亞托斯拉夫，請告訴我們您在巴黎的童年，以及家庭的生活方式。您還記得普羅科菲耶夫在那樣的環境下是什麼樣的嗎？』（受訪者斯維亞托斯拉夫：）『在巴黎有段時間，父母經常從一個公寓搬到另一個公寓，但是後來他們一直住在一個公寓，位於瓦倫丁・豪伊街五號（5 Rue Valentin Haüy）……我還記得這間公寓頗為寬敞。此外，這幢公寓頂層還有供僕人使用的房間，父母在那兒租了三個房間：其中一個是我父親的助理在工作，幫助重寫信件、筆記和繪譜。……樓上的另一個房間放置行李和各種雜務。第三個房間是供不斷變化的管家居住，包括有一些父親的學生來家裡打雜掙錢所使用。有一段時間，一位在巴黎學習的中國學生也來擔任管家，他從事各種家務、清潔、購物工作。晚餐時，他總是戴著白手套為我們服務，這當然不是父母的要求，因為我們家規很樸素，完全沒有妄自尊大的習氣。顯然，而是他自己認為應該要這麼做的。之所以談論到他，是因為他就是後來在中國聞名的作曲家冼星海。』」（黃麒潤譯）

又左貞觀〈星海在蘇聯之新探〉云：「一九九一年，在普氏誕辰一百週年時，蘇聯作曲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其中有一篇他兒子斯維托斯拉夫—普羅柯菲耶夫寫的回憶錄，描寫他們一家人在巴黎的生活，他說：『我家三樓是女傭住的房間和放雜物的房間。女傭會經常換人，有時也會有學生來打工。有段時間，我家的「女傭」曾是一位在巴黎讀書的中國留學生。他做各種不同的工作：收拾房間、買東西等。每次我們用餐時，他會戴著白手套為我們服務。這當然不是我父母要求他這樣做的，我們家規很樸素，完全沒有妄自尊大的習氣。可能他自己認為要這樣做的。我〔編按：此處疑闕『之』字〕所以會提到他，是因為他就是以後中國著名作曲家冼星海。』」

〔按〕目前尚難以得知冼星海與普羅科菲耶夫相識的準確時間，只能根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大公報》「藝術週刊」欄目所刊〈歡迎挾著小提琴歸國的遊子──行將在滬舉行個人作品演奏會的冼星海〉摘錄之冼氏致司徒喬信函（該文編輯即司徒喬），所言「從前我對你說俄國音樂家照顧我的事，不到四月的時光，他就到了美國」表述展開推測。普羅科菲耶夫係一九三三年四月初離開巴黎前赴蘇聯，那麼「不到四月的時光」，則發生時序較有可能不早於本年十二月中、下旬。

目前未知所謂「美國老婦人『Madame la Onarquise del Jiesso』」及俄國作家「Madame Maggo」何許人也，但據冼氏自述，可推測冼氏結識二人是在與普羅科菲耶夫結識期間。另外，亦尚未知冼氏何時開始創作〈風〉，但據曾竹韶之記述，該作品很有可能於一九三五年完成，但冼氏已於一九三四年中國留法音樂學會開會時試唱過（詳見一九三四年是年條目）。又尚未得知普羅科菲耶夫離法返蘇後，冼氏具體改居何處；然鄭式如曾憶及一九三四年返國前，赴巴黎第十五區一處環境不佳的居室與冼氏話別，較有可能冼氏又返回原「蜂巢」租處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