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光未然歌詞作品〈五月的鮮花〉（閻述詩作曲）流傳到上海，「青年們大唱特唱，藉此泄憤」，先生與張曙等人領導之上海救亡歌詠運動，亦經常演唱此曲。在某次上海大場的山海工學團聚集會上，先生與張曙在軍警包圍中教導集會群眾學唱〈五月的鮮花〉，是次集會，光未然正式結識先生與張曙，並為群眾學唱過程深受感動。翌日下午，先生邀光未然赴寓所交流，大致介紹其旅歐經歷、抱負及牢騷，並向光未然解釋其《民族交響樂》的初稿，臨別時，向光未然表示因高爾基（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ешков）逝世週年將屆，邀請創作一紀念歌詞，光未然應允後，翌日即交付稿件，遂有與光未然首度合作之齊唱歌曲〈高爾基紀念歌〉。該曲作畢後，先生立即於歌詠隊教唱，準備於高爾基逝世週年紀念大會中使用。

【攷】光未然〈冼星海同志回憶錄〉云：「一九三七年六月，抗戰前夕，密雲不雨的日子，〈五月的鮮花〉流傳到上海，青年們大唱特唱，藉此泄憤。星海、張曙等同志領導上海的救亡歌詠運動，極力傳播這支歌曲；以至於伴隨著它的流傳，在群眾中流行著關於這歌曲誕生經過的浪漫傳說。在上海郊外的一支歌詠旅行和練唱會上，我結識了星海同志和張曙同志。對於他倆當天汗流浹背反覆不倦地指揮和教唱這支歌曲，我深受感動。第二天下午，我使被邀到星海的寓所去聊天。他大體我介紹了他的遊歐經歷，歸國後的抱負和當時的牢騷，不憚煩地解釋他的《民族交響樂》的初稿。這次的談話，給我的影響很深。在我的頭腦裡，有了一個魁梧的身軀，銅色的面孔，堅毅的挑戰者的表情，和彷彿要吞噬一切的，創造的貧欲，總之，是一個模糊的巨人的形象。我感覺，由於他無比的坦白，在情感上和性格上，我心被征服了。因之當臨別時，他提出要求，說高爾基週年祭辰迫近，要我寫一首紀念歌詞時，我便欣然應命，第二天就交於他了。這是我們合作的第一支歌曲。他寫好以後，反覆地哼著征詢意見，直到我也跟著唱了，並聲明完全滿意為止。他立刻到歌詠隊教唱，並在紀念會前夕趕到南京去親自教唱。這個人，就是有這樣一種永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使你感到他是身心俱強朝氣蓬勃的英雄，而完全想不到這個人的身體內部機構，由於長期的窮苦的流浪的生活，遺留下一些難堪的病痛；這病痛，別人看不出來，他自己也完全藐視的，最後終於強制他停止了才思迸發的創作生命。」

又〈秦譜〉云：「六月十四日，與張曙同去山海工學團操場，在群眾歌詠大會上輪流指揮教唱光未然作詞閻述詩作曲的〈五月的鮮花〉，途中因光未然應請至場內介紹創作經過彼此相識，次日即約光未然來家『談天』，商議首次合作〈高爾基紀念歌〉。」

又〈戴文〉云：「〈光文〉〔編按：指光未然〈冼星海同志回憶錄〉〕只談到『……（見前）』。並無『六月十四日』『山海工學團操場』和『應邀至場內介紹創作經過』等等之說。」

又《全集》第二卷〈高爾基紀念歌〉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七年六月作於上海。」

又黃吉士〈張曙年譜（修訂稿）〉云：「（一九三七年）六月，張曙從南京到上海，見了國立音專教導主任黃自。……張曙去大場工學團參加群眾集會，在軍警包圍戒備中，同冼星海一起指揮群眾學唱〈五月的鮮花〉。就在這次集會上，張曙和〈五月的鮮花〉詞作者光未然（張光年）相識。」

〔按〕因「高爾基逝世週年紀念大會」發生於六月十八日，故冼星海與光未然結識等相關事件，或應發生於六月上旬。惟光未然所稱「在紀念會前夕趕到南京去親自教唱」一事，與實際情況略有出入，詳見本年六月十八日條目。

又經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科長張沅吉邀請，與張曙、陸華柏於南京共進晚餐並相互結識，席間諸君探討音樂問題，先生亦評價陸氏新作〈抵抗〉（發表於當月《音樂教育》月刊）使用的節奏型態「不大眾化的，所以不容易流傳」，又稱可以介紹陸氏赴上海擔任電影音樂工作。

【攷】〈秦譜〉云：「（六月十八日）攜新作〈高爾基紀念歌〉與張曙同赴南京，在中蘇文協召開的高爾基逝世週年紀念大會指揮教唱，在寧期間，曾與張曙去張沅〔編按：『沅』字原誤作『源』〕吉家作客，結識同席的陸華柏，彼此就陸於本月《音樂教育》發表的歌曲〈抵抗〉選用八六節拍進行討論，冼星海指出『這種節奏不大眾化，在群眾中不易流傳。』」

又陸華柏〈回憶我和冼星海、張曙的一點交往〉云：「最近，讀《星海音樂學院學報》一九八九年第三期載秦啟明同志寫的〈冼星海年譜簡編（續一）〉，偶然發現他提到我與冼星海、張曙一九三七年六月間在南京一友人家相遇的事。他並提到我在一九八○年十月曾寫過一篇〈回憶冼星海二三事〉的未發表文章。我一般寫文章是不留底稿的，這篇文章既未發表，內容也就記不清了。但我與冼星海、張曙那次相遇印象卻很深，雖然事隔半個多世紀，當時情景，依然依稀可記。邀請我們吃飯的張沅吉是個音樂愛好者，也是青年人，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的職員。從〈年譜〉看，當時冼星海三十七歲〔編按：原文如此，應為「三十二歲」之誤〕，我二十三歲，張曙大約也是三十歲左右。張沅吉就是請我們三個人吃飯，我因為沒有在上海待過，和他們兩位還是第一次見面。我的印象，他們兩位都不是什麼『風度翩翩』的音樂家，衣著一般，態度誠懇坦率。星海面龐略帶黝黑，有典型廣東人臉型。我們都是搞音樂的，談話很容易就談到本行。星海告訴我，他已經寫了兩百多首音樂作品。我是不久前才從私立武昌藝專畢業留校工作的一個尚未脫『學生型』的青年人，羞於談自己的創作。不過我那時已陸續在繆天瑞先生主編的《音樂教育》月刊（江西）上發表了十幾首作品，我寫的獨唱歌曲、合唱歌曲、兒童歌曲，甚至抗日內容的群眾歌曲，都是用的五線譜，並附有鋼琴伴奏。當時星海的不少作品已廣為流傳，我很欽慕。談話中，我發現他也注意到我剛發表的一首歌曲〈抵抗〉。我說，我寫的那些東西，得不到流傳，起的作用不大。他態度誠懇地指出：『例如此曲，你用了 拍子，這種節奏是不大眾化的，所以不容易流傳。』我想想不錯，還有五線譜、鋼琴，我們專業學音樂的人好像司空見慣，但社會上還是很陌生的，怎麼會流傳呢？張曙也同意這樣的看法。這時，飯桌邊的收音機正播放著黃自作曲的合唱曲〈旗正飄飄〉，我們都注意聽，我覺得寫得很有水準、有氣魄，他們兩位倒未作評論。話鋒又轉到我想離開武漢另找工作的事，張沅吉告訴我畫家徐悲鴻受廣西桂系當局之托，要聘請幾位音樂家到廣西推廣音樂教育，問我願不願去？星海也說，他可以介紹我到上海去搞電影音樂……」

又戴鵬海《陸華柏音樂年譜》云：「（一九三七年）初夏，提前向學校請假到南京去遊玩和訪友；同時也想另謀工作，換換環境。此後便再也沒有回武昌藝專了。在南京期間，借住在一位當小學教師的同學的學校裡。這位同學有一位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當科長的朋友，叫張沅吉，是個會拉中提琴的音樂愛好者。他家條件很好，房子是自己的，還有鋼琴、小提琴等樂器，音樂資料也不少。……陸到南京後，因為當時已發表過一些作品，在外小有名氣，張極想結識，便通過那位小學教員請陸到他家吃飯，彼此見見面。同時被邀的還有冼星海和張曙（當時冼、張為田漢改編的話劇《復活》的排演來南京）。」（頁十二至十三）

〔按〕〈秦譜〉或因受光未然〈冼星海同志回憶錄〉所述影響，故認為冼星海攜〈高爾基紀念歌〉赴南京參加活動，方結識張沅吉、陸華柏等人，然南京高爾基紀念大會似無演出冼氏作品，故〈秦譜〉所言不確（詳見本年六月十八日條目）。戴鵬海《陸華柏音樂年譜》稱冼氏與張曙係為排演話劇《復活》而赴南京，然考察《田漢年譜》、黃吉士〈張曙年譜（修訂稿）〉及當時報刊，一九三七年夏季並無《復活》演出。然可以確定的是，陸華柏稱六月與冼氏、張曙結識，且討論其歌曲作品〈抵抗〉（本年六月發表於《音樂教育》月刊），故事件應發生於六月間。但目前尚未知冼氏因何故前赴南京。

又據明敏（李廣才）摘鈔筆記，先生曾於此時期在怒吼社等處指導授課時，表示不應全盤照搬西洋技法作曲，而應根據中國情況「靈活的運用」，並應以現實創作為主探索作曲法及和聲學，而非「讀死書、背法則」。

【攷】明敏（摘記）〈星海先生論創作〉云：「『十月三十』，是中國人民特別是新音樂工作者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兩年前的這一天，中國偉大作曲家──人民的歌手冼星海先生病逝於莫斯科。由於工作和學習的關係，在上海，在武漢，都有過一段時間和星海接觸。他對待朋友的真誠和指導後進的熱心，是使我永誌不忘的。在那一段時間內，我常常向他提出音樂上的諸問題，每次他都解答得非常圓滿；此外，在上課時，在閑談中，在書信往還裡，也獲得他不少教益。這裡摘記一些他對音樂創作問題的意見，以示星海先生認識的正確與見解的精闢。『用西洋作曲技巧來從事創作固然可以，但緊要的是會靈活的運用，原封不動的搬來只會窒息中國的音樂。』（一九三七・六月）『一切作曲法與和聲學都是從作品裡胎生出來的，新的作品是一天天在產生，所以我們讀作曲法與和聲學時也要兼讀讀新產生的作品。如果止於讀死書，背法則，一定會在現實的創作面前栽跟斗的。』（一九三七・六年，於怒吼社）」（見《專輯）第二冊頁二八八至二八九，原刊錄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時代日報》「新音樂」專欄）

又〈秦譜〉云：「六月下旬，應約為李廣才（明敏）領導的上海怒吼歌詠社義務指揮並講授作曲法。」

又留生〈明敏鈎沉〉云：「李廣才，生年不詳，筆名明敏，祖籍廣東。根據一九三六年《中國童子軍第一七七團年刊》的相關報導，可以知曉李廣才少年時曾服役於中國童子軍第一七七團（即廣義童子軍團），因此筆者推斷他少時可能就讀於廣肇義學，並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廣東移民社區裡長大。廣肇義學是由在滬的廣州、肇慶人出資建立，附屬於廣肇兩地人在滬的同鄉會館廣肇公所。……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旬，迫於中國同胞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熱潮，任光所作〈打回老家去〉經上海租界工部局禁唱半年後，在上海開禁。由李廣才、任賢璋領導怒吼歌詠團在上海電臺播唱。五月上旬，上海怒吼歌詠團、飛聲歌詠團、雛聲歌詠團在上海浦東中學舉辦國防歌曲演唱會，李廣才指揮怒吼歌詠團合唱〈打回老家去〉，擔任領唱的是柳爽、擔任鋼琴伴奏的是任賢璋。」

〔按〕〈秦譜〉稱明敏摘記之〈星海先生論創作〉所記，然該文並無敘明「六月下旬」「應約為……義務指揮並講授作曲法」等言。然該文多為冼星海講課時的片段摘記，雖不排除冼氏確於怒吼社等歌詠組織授課，但仍與〈秦譜〉所謂「義務指揮」說法有所差距。

又作齊唱曲〈旱災歌〉（許晴作詞）、〈教師節歌〉（方與嚴作詞）、〈還等待什麼〉（任鈞作詞）。

【攷】《全集》第二卷〈旱災歌〉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七年六月作於上海。」

又《全集》第二卷〈教師節歌〉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七年六月作於上海。」

又《全集》第二卷〈還等待什麼〉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七年六月作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