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第二交響曲《神聖之戰》後，曾請求蘇聯國際救濟總會（ЦКМОПР）接應前往莫斯科。後經赤色革命互濟會邀請，方於是日與萊婭抵達莫斯科，惟國際救濟總會並未妥善安排照料，致使患病，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一度流離失所，幸得李立三救助。十九日，致共產國際代表季米特洛夫信函，敘明抵達莫斯科後的情況，希望共產國際能夠改善其生活。

【自述】信函云：「尊敬的季米特洛夫同志：／我是中國作曲家黃訓（冼星海）。一九四○年我同其他同志由於中共中央給予我們的特別任務來到了莫斯科。／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和幫助下，我們順利地完成了任務。在這以後我們要返回中國，在回去的路上我們碰到了一系列的阻礙，不得不返回到阿拉木圖，必由國際救濟會管理。／在衛國戰爭期間，我在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的克斯塔奈的哈薩克國家愛樂管工作。在哈薩克民族英雄阿曼蓋爾達誕辰的日子，我寫作了紀念他的交響詩，並還為愛樂館寫作了一系列哈薩克舞曲和歌曲。／在春耕和秋收期間，在州的各區進行了巡迴演出。／我一直記得在離開莫斯科時，您對我的指示：希望我寫出歌頌紅軍的交響樂，所以，在這四年裡，在艱難的條件下，在經常生病的情況下，我創作了獻給英雄紅軍的交響樂《神聖之戰》。／在我完成交響樂後，我請求國際救濟會中央委員會給我發出邀請，讓我能來到莫斯科，使得可以出版和向群眾宣傳，以便我能為社會主義祖國做出一點貢獻。／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六日，由赤色革命互祭會中央的邀請，我同妻子來到了莫斯科。／路上我感冒了，當我們來到了國救會中央，沙洛諾夫一點幫助都沒有給予我們，他叫我們去外國文學出版社，那一天已經很晚了，我們只能在完全陌生的人家裡過夜。第二天我們又去了出版社，那裡的同志馬上採取了行動幫助我們，但一點結果都沒有。李明〔左貞觀注：即李立三〕同志讓我們暫時住在他家裡。現在我得了肺炎和肝病，連床都起不來。／在這樣嚴重的病情下，我沒有住宿、醫療和食品的條件，所以請季米特洛夫能體諒我，我只能給您寫信，向您求助。／黃訓／地址：莫斯科六十六第一巴斯曼街六號四室。李明同志（轉交黃訓）電話（E-1-49-73）」（收錄於左貞觀《冼星海在蘇聯》頁一七八至一八四，左氏翻譯，原件典藏於俄羅斯國家檔案館）

又是月中、下旬，因健康狀況惡劣，患血癌，並有肺結核、肝腫、腹膜炎、心臟病等症，與萊婭共赴俄羅斯莫斯科尋求協助。又經莫斯科國際工人出版社（一說「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找尋到李立三並求助，先生遂居住於李立三家中約三十平方米的房間，李立三夫人李莎將自己床鋪騰空供先生及萊婭使用，家中亦有李莎的母親、兄嫂及小女兒同住。期間曾有林利、孫維世、李特特等人看望先生。於李立三住處暫居一個多月後，方獲蘇聯國際救濟總會協助，萊婭陪同下，被安排入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醫院接受治療。住院期間，李立三、李莎伉儷經常前往探視照料，又先生多次寫信請求蘇聯當局妥善安置萊婭生活，並能為萊婭登記戶口、取得身分。

【攷】見附錄「黃訓」〈回憶冼星海〉。

又郭沫若〈弔星海〉云：「今年〔編按：指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在莫斯科，才知道星海兄也在莫斯科，而是睡在皇宮病院裡的。……聽說他的病很多，不僅肺部有結核，而且還有肝腫，有腹膜炎，有心臟病，每天在皇宮病院裡要抽出好幾立的腹水。他是在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才被人發覺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知道他是由延安去的藝術家，因而特別受優待，受到十分周到的療治。聽說他在病院裡經過很良好。皇宮病院是只有每星期四的下午才能去看病人的，八月二號是星期四，我本來都已經約好朋友去看他的，因為臨時有別的約會，沒有去成。而在下一星期四也因為同樣的情形沒有去成，而我終竟回國了。這是一件遺憾的事，沒有在他的生前再和他見一面。」

又〈秦譜〉云：「（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帶領庫斯坦城音樂館演出隊去哈薩克山莊巡迴公演，不幸染患肺炎，經當地醫院搶救，『掙扎了三個月』方始脫險。」又云：「五月，因病情嚴重，且查明是『延安來的音樂家』，即被庫斯坦當局轉送至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醫院。」

又〈戴文〉云：「〈黃文〉〔編按：即《專輯》收錄之『黃循』〈冼星海在蘇聯〉〕上提到『有一次，旅行到山莊過後，冼星海得了肺炎』。既未說是『一月中〔編按：『中』字原作『上』，疑筆誤〕旬』，也未說是『帶領……』」

又左貞觀〈星海在蘇聯〉云：「在其他人的回憶錄中說他在克里姆林宮醫院躺了五個月，說明他不晚於五月底就離開了庫斯坦奈。去莫斯科是由那位名叫萊婭的姑娘陪同的。」

又李思慎〈李立三困境中救助冼星海〉云：「當他在猶太族夫人的陪同下，從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再次回到莫斯科時，共產國際組織早在一九四三年解散了，中共也沒有正式代表團常駐莫斯科。加之，戰事激烈，國際救濟會也無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無路，就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李立三很愉快地把重病中的冼星海請到自己的家裡住下。戰亂中的莫斯科，各種物資都實行配給制食品供應相當奇缺自不用說，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為困難。因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李立三從蘇聯監獄中釋放出來後，被停止了黨籍，成為在莫斯科的無國籍遊民。他原來在共產國際的宿舍，早已被別人佔用，沒有去處，只得擠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約三十平方米的一個大間，當中用一幅白布簾相隔，一邊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邊是李立三夫婦和岳母（一九四三年又增加了女兒英娜），本來就已經是擁擠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婦安排進來，實在是難上加難。可是，他們又怎能忍心把祖國來的親人拒之門外呢？李立三與家人商量的結果是：把自己的床鋪讓給病中的冼星海夫婦，自己卻睡在臨時鋪的地鋪上。李立三夫婦不僅要幫助冼星海聯繫治病，更要為解決冼星海夫婦的食品來源日夜操勞，全家都不得安寧。後來，林利〔編按：『利』字原誤作『莉』〕、孫維世、李特特等聞訊趕到李立三家裡去看望冼星海時，無不觸景生情，齊聲讚美李立三夫婦對同志的真摯感情和捨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變了過去因李立三犯過錯誤而引起的對李立三的些偏見和誤傳。冼星海在經歷了幾年漂泊之後，經李立三全家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頓時得到極大安慰。李立三又為冼星海多方奔波聯繫，一個多月後才得到蘇聯國際救濟總會的幫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醫院治療。李立三夫婦經常到醫院去看望照料。由於冼星海身患嚴重的血癌，沉疴積疾，醫院已無回天之力。」

又孫維熙〈李立三夫人李莎回首往事〉云：「李莎說，『我同林利和孫維世結下的友誼是因為音樂家冼星海。』一九四五年冼星海病重落難莫斯科，走投無路之際，他到莫斯科國際工人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李立三當即把他接到家中，在那三十平方米的房間中，一半住有李莎的兄嫂，中間拉了一幅布簾，另一半就接納了冼星海和他的猶太族夫人，在這十幾平方米的半邊房中還有李莎的母親、李莎夫婦和小女。李莎把床鋪讓給病中的冼星海夫婦，她和李立三、小女打鋪睡在地上。當時莫斯科供應緊張，李莎夫婦不僅要為冼星海尋醫治病，又要盡心盡力地為他們的生活奔波。李莎回憶說，在此期間，林利、孫維世等到李莎家看望冼星海時，看到李莎一家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接待冼星海夫婦，無不為之感動，從而解除了她們對李立三的偏見和誤傳。從此，李莎同林利、孫維世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又阿麗斯蘭諾娃《中國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在哈薩克斯坦的日子》云：「冼星海在阿拉木圖常穿的那件薄大衣抵御不了庫斯塔奈零下六十度的嚴寒，所以他常常生病。一九四五年冬天在庫斯塔奈州的一次巡迴演出中冼星海得了重感冒，這極大地加重了他之前的病情。他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感冒發展成了重症肺炎。他被送到了莫斯科，但最終沒能挽回生命。」（頁一○二）

又左貞觀《冼星海在蘇聯》云：「二○二一年在俄羅斯國家檔案局裡發現的五十多頁冼星海的文件就有三分之一的資料是有關萊婭的。資料顯示，萊婭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六日同冼星海到了莫斯科，在冼星海被安排住院後，多次為萊婭寫信呼籲官方能妥善安置她的生活，使她在莫斯科能有身分，能在市內登記戶口，能有住處。」（頁一五四）

〔按〕〈秦譜〉稱此二說法皆依據「黃循」、郭沫若等論。冼星海健康狀況突惡、並自哈薩克庫斯塔奈前往莫斯科之準確時間，尚無定論。〈秦譜〉所言「一九四五年一月旅行後染病」已為〈戴文〉所駁，且萊婭（黃訓）、郭沫若亦未明確指出冼氏係五月被送入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醫院。

阿麗斯蘭諾娃的說法明顯失實，因一九四五年冬季冼氏已經逝世於莫斯科。對照其它文獻，阿麗斯蘭諾娃說法疑為一九四四年冬之誤。

然據左貞觀攷，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冼氏於庫斯塔奈與同事歡度「勝利日」，左氏並參酌各家說法，得出冼氏應係是年五月九日之後、不晚於五月底時，前赴莫斯科接受治療，這一說法頗為可信。又據左貞觀〈星海在蘇聯之新探〉一文採訪萊婭姪女稱「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們倆起來到莫斯科」，亦較有可能係是年五月中、下旬春夏之交時動身。

又若依事件時序觀察，「黃訓」〈回憶冼星海〉文中所謂「在一次鄉村旅行後，冼星海罹患了肺炎。……三個月之間，冼星海一直在死亡與生命之間徘徊。」一事，可能發生於一九四四年春夏之交（即三月下旬至六月中旬間）或冬季（十一月至翌年元月間），尤以後者時間範圍與冼氏自述病中創作經歷甚為脗合。另外，「黃訓」〈回憶冼星海〉提及蘇聯國際救濟總會協助冼氏住院一事未敘明時間，且省略李立三夫婦襄助一事，本譜根據李思慎、孫維熙等人攷，以及李莎憶述，推測冼氏應是攜萊婭先到莫斯科後投奔李立三夫婦，再由李氏的奔走下，由國際救濟總會出面安排冼氏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