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唐榮枚經張曙介紹結識先生，並與向隅一同造訪先生福履理路（今建國西路）住處。爾後，先生原擬舉辦作品音樂會，邀請唐榮枚、向隅、魯之翰、范漢文加入，負責抄譜及排練工作，並已進行一、二次排練，然演出經紀人要求先生預付籌金並自負盈虧，礙於經濟困難，只得停止排練、取消演出。

【攷】唐榮枚〈星海在上海〉云：「在福履理路一條普通的居民弄堂裡，都是一色的石庫門樓房。一層客堂間光線並不十分敞亮，一架深色的立式鋼琴、一張中型寫字臺、幾把椅子，這就是星海的創作室，也是他接待親友的地方。由張曙介紹，一九三六年初，我和向隅第一次去星海家。我們一見如故。他很健談，從在音專參加學潮被開除學籍，到矢志深造『夾黃魚』去法國，在餐館洗盤子、拉小提琴，以及後來幸遇法國著名印象派作曲家杜卡教授……。他還從一個中式小茶几的中層拿出一大疊手稿，一首首地為我們輕聲地哼唱著主旋律。這些都是他在國外和剛回來不久創作的室內樂和聲樂作品。其中有弦樂四重奏〈薩拉班德〉、小提琴《組曲》、獨唱〈風〉〈山中〉〈老馬〉〈斷章〉等。他那才華橫溢熱情爽朗的藝術氣質和急圖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溢於言表，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不久，星海準備演出自己的作品音樂會並且很快組成了一支小型樂隊，親自指揮。我和向隅、魯之翰、范漢文等音專同學，積極投入了這次緊張的、義務的抄譜和排練。進行了一、二次練習。後來，經紀人讓星海預付籌金自負盈虧。當時那個社會音樂家自身衣食尚不得溫飽，星海哪能拿出一大筆錢來主辦音樂會？結果只得停止了排練。」又原注云：「當時窮人買不起船票，找船上的下層工人帶上船躲藏起來，付給該工人少量的錢，被稱作『夾黃魚』。」

又〈秦譜〉云：「（春季）同季，約同上海國立音專學生向隅、魯之瀚、范漢文、唐榮枚等籌組小型管弦樂隊，準備在滬舉辦冼星海個人音樂會，經多次排練，終因經費所困未果。」

〔按〕〈秦譜〉稱據唐榮枚〈星海在上海〉記，然唐氏並未敘明事件發生於本年春季，僅言「年初」。又據各文獻所述，福履理路仁安坊係冼星海在滬期間較穩定之居所，然尚不知冼氏何時偕母遷居此處。

又年初，作男低音獨唱曲〈老馬〉（臧克家作詞），該作「藉老馬的被壓迫，意示上海勞苦大眾的生活」，並藉此作探索新的和聲及形式，並將此作贈盛家倫。

【自述】〈創作雜記〉云：「在上海我寫了一些抒情曲如：〈老馬〉（臧克家作詞）用新和聲、新的形式寫的，是給歌唱家盛家倫作紀念。〈山中〉〈杜鵑〉在上海修改過完成的。我把〈山中〉送給郎靜山。〈杜鵑〉送給盛建頤（詞作者是徐志摩）」

【攷】〈秦譜〉云：「（一九三六年一月）同月，作獨唱曲〈老馬〉（臧克家詞），『藉老馬的被壓迫意示上海勞苦大眾的生活』，贈盛家倫；作獨唱曲〈斷章〉（卞之琳詞），主題是借『看風景人』之口，對『明月』表達感慨之情，贈盛建頤，這是借鑒歐洲近代作曲技法，用十二音體系寫成的兩首藝術歌曲。」

又〈戴文〉云：「〈冼文〉〔編按：指〈創作雜記〉〕原為『……（見前）』。並無作於一九三六年『一月』『用十二音體制寫成的』之說。況且『新和聲、新形式』及『多音制度』並不等於『十二音體制』。……」

又《全集》第二卷〈老馬〉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六年初作於上海。手稿上寫著：『藉老馬的被壓迫，意示上海勞苦大眾的生活』。」

〔按〕〈秦譜〉所繫時序不確，本譜據《全集》記。又冼星海自述之〈山中〉〈杜鵑〉樂譜皆已佚。至於〈秦譜〉提及之歌曲〈斷章〉，詳見本年春季條目。

又據《民歌三千首》收錄之詞作創作女聲獨唱曲〈催眠曲〉（鋼琴及小提琴伴奏），亦將此作獻給母親。又作獨唱曲〈山茶花〉（安娥〔張式源〕作詞，副題「一個小女工的故事」）、〈農夫歌〉（陶行知據民歌改詞），齊唱曲〈赴戰曲〉（塞克作詞）、〈團團轉〉（黎民偉作詞）等。又作男聲獨唱、女聲三部伴唱曲〈疍民歌〉（歌詞選自《民歌三千首》）。

【自述】〈創作雜記〉云：「〈催眠曲〉詞由《民歌三千首》選出，給母親作紀念的。母親常常唱一二兩句：『楊樹葉兒嘩啦啦』……提起這首歌，令我想起母親的慈愛來。」

【攷】〈秦譜〉云：「（一九三五年冬季）同季，作女聲獨唱曲〈催眠曲〉（詞選《民歌三千首》），是紀念母親的歌；……」

又《全集》第二卷〈催眠曲〉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六年作於上海。手稿上寫著：『給媽媽』。」

又《全集》第二卷〈山茶花〉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六年作於上海。這是敘述一個女工參加救亡運動的故事。」

又《全集》第二卷〈農夫歌〉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六年作於上海。」

又《全集》第二卷〈赴戰曲〉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六年作於上海。」

又《全集》第二卷〈團團轉〉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六年作於上海。歌詞為廣東方言。」

又《全集》第二卷〈疍民歌〉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六年作於上海。『疍民』，廣東、廣西一帶水上居民的舊稱，今稱水族。」

〔按〕〈秦譜〉稱據冼星海〈創作雜記〉記，然冼氏自述未敘明〈催眠曲〉創作時間，本譜據《全集》記。

又司徒懷參加何士德創辦之「洪鐘合唱團」。先生曾對司徒喬、馮伊湄伉儷提出向司徒懷求婚。

【攷】司徒懷〈自述片斷〉云：「三六年我參加何士德（新四軍軍歌的作者）領導的『紅鐘合唱團』，唱了一些新歌曲及救亡歌曲，如『我們祖國多麼遼寬、廣大』等蘇聯曲子，我感到很興奮，我找到了音樂和救國的關係了。但仍找不出鋼琴如何救國，這時冼星海對我哥嫂說，提出向我求婚。」（見《他們的歲月──追思楊夫戎和司徒懷》頁二六至五八）

〔按〕司徒懷所言「紅鐘合唱團」，應係何士德創辦「洪鐘樂社」之合唱團，「紅」字應為「洪」之誤，參見一九三四年秋季條目所引何士德〈憶冼星海母子在上海〉。又司徒懷未稱此事發生之具體時間，據馮伊湄《我的丈夫司徒喬》所述，本年冼星海曾與司徒喬有過兩次交流，分別是司徒喬、馮伊湄伉儷於魯迅逝世前赴法租界拜訪冼氏（見本年十月十九日條目），以及「西安事變」發生後冼氏赴南京拜訪司徒喬、馮伊湄伉儷（見本年十二月中、下旬條目），其中前者正是冼氏指導學生演唱抗日歌曲，並且情緒激動、「青筋暴起、眼底生煙」，後者是冼氏與司徒喬暢談藝術與時局，「使抑塞的心情為之一暢」，從談話情境來看，或許「求婚」一事發生在本年底，惟證據尚不充分，無法斷定，故獨立記事並繫於此處。

又上海發生水災。「本年上海淫雨連綿，低窪馬路，盡成澤國大水之夕南京路上行人絕跡，小汽車在水中馳行，時有拋錨之危險，惟公共汽車則迎風破浪而行。」（見〈民國以來歷次重要災害紀要〔一九一七──一九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