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學習及創作略有小成，又或經師長之介紹，得以結識作曲家保羅・杜卡（Paul Dukas）。幾經來往後，於是月二十二日致信保羅・杜卡，簡述生平經歷，並稱若能考取巴黎國立音樂及朗誦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Musique et de Déclamation，即今「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se de Paris〕」前身，又稱「巴黎音樂學院」「巴黎音樂院」「巴黎國立音樂院」，以下均稱「巴黎音樂學院」），將有助於向李石曾申請里昂中法大學四年獎學金，表明求學意志。至是月二十三日，參加巴黎音樂學院保羅・杜卡作曲大師班考試，因身著自舊貨攤購置之西服，前赴學校應試，雖經門衛誤解阻攔，仍經正好路過的保羅・杜卡攜入校內參加考試，應試作品或即為女高音獨唱曲〈風〉，並獲錄取。又是月二十六日，於「蜂巢」住處再次致信保羅・杜卡，感激其在考試中的讚賞稱許，並請求校方能支持未來轉為全日制學生，並表示將持續向里昂中法大學負責人李石曾申請獎學金以支持學業，並持續進行「自出生以來就非常喜愛」的作曲學習過程。又為準備投考保羅・杜卡作曲大師班，曾獲當地女青年作曲家協助補習相關知識，該名女青年作曲家並曾為應試所需而練習鋼琴伴奏約八個月。且因入學考試成績尚稱理想，獲校方補貼飯票（一說為學習成績良好而由院長贈送）。在巴黎音樂學院學習期間，曾創作〈ｄ小調小提琴奏鳴曲〉，且舊作鋼琴作品《組曲》、女高音獨唱曲〈風〉等均獲音樂家演出，評價甚好〈ｄ小調小提琴奏鳴曲〉與〈風〉亦曾經由巴黎當地廣播電臺錄音播送。同時，仍持續於巴黎聖樂學校學習音樂理論相關課程。又在此期間，作男女聲二重唱〈牧歌〉（孫佳訊作詞）、獨唱曲〈雨天的鄉村〉（許焯作詞）等。

【自述】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及九月二十六日先生致保羅・杜卡信函，見「BnF Correspondance Paul Dukas W48 531-534」檔案（編號：FRBNF39601214）：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典藏。

又〈致中共魯藝支部的自傳〉云：「最後連考入二個世界著名的音樂學校。一、Schola Cantorum（國民樂派音樂專科學校）二、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Musique et de Déclamation（法國國立巴黎音樂院）的最高等作曲和指揮班。因為巴黎音樂院的教授Paul Dukas（是我的作曲班教授，第一個愛護我天才的人）的幫助，我得在巴黎音樂院有免費食飯之優待。因此我就不再作工，而能安心學習，直至作曲和指揮畢業為止。我在法國學習，全是由於奮鬥，從未接受過公家一文錢！也沒有接到國內的文化人一句勉勵話。但在七年中是不斷地努力學習，預備將來。在法國我已得了國際友人的同情，給我很多物質和精神的幫助！」

又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條目所引〈我的履歷（簡單歷史）〉。

又先生另篇自傳云：「一九二九年在法國專學習音樂，曾考入法國最著名的音樂專門學校──法國國立巴黎音樂院的作曲系、指揮系。同時又在法國民樂派創辦的音樂學校Schola Cantorum學指揮及作曲。教育雖然如此，但大都由自己奮鬥當中拿已工錢去教育自己的多。一切的教育都是由自己努力奮鬥得來。教授音樂兩年（圖畫、音樂、文學）。」

又〈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云：「我想不到〈風〉那麼地受人歡迎，我的先生們很稱贊它，……並且它能在巴黎播音（上面說過的〈索拿大〉也被播）和公開演奏。大概因為作品和別的先生的介紹，我僥倖得識了『巴黎音樂院』的大作曲家普羅・刁客（Paul Dukas）先生，他是世界三大音樂家之一（印象派）。更僥倖的是他竟肯收我做門生，他給我各種援助，送我衣服，送我錢，不斷的鼓勵我。還派他的門生送我樂譜、香菸（我當時不抽菸沒有收下），並答應准我考『巴黎音樂院』的高級作曲班。在這以前，一個法國的女青年作曲家，比給我很大的幫忙。她親自彈奏過我的作品，她鼓勵我不要灰心，她教我學唱，學法文，經濟上不時周濟我（她的母親待我也很好）。在考『巴黎音樂院』的時候，她先練習了八個月的鋼琴為我伴奏。報考的那天，『巴黎音樂院』的門警不放我進門，因為我的衣服不相稱──袖子長了幾寸的西服──又是個『中國人』，我對門警說，我是來報考高級作曲班的，他不相信，因為中國人考初級班的也很少，而且來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高級班過去只有馬思聰兄入過提琴班。這樣就難怪他阻擋我了。正在為難，恰巧普羅・刁客先生從外面來，他攀著我的肩一同進去了。我總算萬幸考入了高級作曲班，考到了個榮譽獎。他們送給我物質的獎品時，問我要什麼？我說要飯票，他們就送了我一束飯票，入學後，我專心學作曲，兼學指揮，並在『國民學派』士苛藍港・多隆姆學音樂理論。在生活上較有辦法了。學校准許我在校內吃飯，刁客先生更常幫助我。不過比起別人來，我窮得多。學習上物質的需求還很難解決，如買書就不易，所以我幾次要求政府給公費，照我的成績及資格說來，是應得公費的，但祖國政府對我的幾番請求都沒答覆。學校給證明，甚至當時巴黎市長赫理歐也有證明文件也不行。我很失望。我記得有一年，有個要人巴黎來找我當翻譯，我順便要求他給我想法資助去德國學軍樂（那時我還未入『巴黎音樂院』），回來為祖國服務。他那時雖是對外宣傳中國需要抗日，卻不能答應我的請求。而我入了『巴黎音樂院』之後，要想望遙遙的政府給公費，自更困難了。結果是從始到終一文公費也領不到，我在『巴黎音樂院』的幾年生活，只靠師長和學校的幫助。」

又〈創作雜記〉云：「在巴黎的時候（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除了把許多時間花在學習和聲、對位、賦格、作曲外，在最初學習寫作的時候，我寫了〈牧歌〉（二部合唱，孫佳飄作詞）、〈雨天的鄉村〉〈夜曲〉，用法文寫的。其後寫鋼琴《組曲》（作品第二號），〈re小調小提琴奏鳴曲〉（鋼琴伴奏，作品第三號），還有〈風〉（女高音獨唱，降Ｂ調克拉管與鋼琴伴奏），〈遊子吟〉由法譯的中國古詩寫成，女聲三部伴唱，男聲獨唱，大提琴和鋼琴伴奏。〈風〉曾在巴黎國立音樂院演奏，保爾・杜卡、莫利斯・拉威爾、昂利・羅班特、昂利・彪塞還很喜歡這作品。連同〈中國古詩〉兩首一次唱出，傑爾曼女士唱〈風〉，〈中國古詩〉由一位巴黎喜歌劇男中音歌唱家表演，美耶女士鋼琴伴奏。因這兩首歌，我曾得到巴黎音樂院的很高學分。院長〔編按：此處《全集》有『叫』字〕昂利・彪塞發給我一本飯票，因我當時生活困難，幾死於飢餓！我寫了一些賦格……這首《奏鳴曲》第一段曾在巴黎音樂院演奏過，保爾・杜卡先生相當滿意這首作品，在課堂當眾來批評這作品，同學們對我的態度突然改變了，因法國人對黃種人尤其是中國人有點看不起，何況音樂最落後的中國呢？可惜杜卡先生生前就只聽過我這些作品，……」

【攷】見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冼星海》畫傳頁十一所刊先生於巴黎音樂學院之註冊登記表。

又司徒懷〈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和我們一家〉云：「他的老師保羅・杜卡教授，是當代法國浪漫派作曲家，很贊賞他的創作，並幫助他考進了法國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他的考試作品就是這首〈風〉。考試這天，星海穿著從舊貨攤裡買來的一件舊西裝，袖子與他的手指齊，領子又大又捲，到處都不合身。人是匆匆走來，守校門的老人看到這個衣著不揚的東方人，和那些來應考的衣冠楚楚的子弟們太不一樣，就懷疑他，阻攔他進入校門，這使星海又是焦急又是懊惱，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此時，保羅・杜卡教授進來監考了，教授過來把手搭著星海的肩，兩人並排邁步進去，守門的老人睜大眼睛望著他們。這位敬愛的教授除了在學習上對他無微不至的教導外，並解決了他的生活問題：是讓星海住到自己的家裡。這個家是在巴黎的郊區，星海的任務是每天早晚接送一個上學校的孩子，他的報酬是每天早晚兩餐和每週的音樂會門票。而中午這一餐則得到學院裡學生會的資助。這種資助是第一次給予〔編按：『予』字原誤作『與』〕一個東方學生的。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位尊敬的教授，著名的作曲家不幸病逝了。星海不幸失去老師和恩人，悲痛欲絕。同時他畢業回國了。星海哥給我們敘述了他的學習經歷後，還給我們介紹了巴黎許多藝術成就，講雕刻藝術的價值和它給人們生活所賦予的意義等，……這時，星海在上海法租界租下一處樓房的最底層，裡面放著兩張單人床和簡單的家具。牆上掛著巴黎音樂學院的畢業證書，他的恩人，教授給他的相片和信件也平掛在上面。」

又〈秦譜〉云：「（一九三一年）夏季，經杜卡推薦，報考巴黎音樂院作曲班，因成績出眾，校方徵求本人意見，特頒發飯票一本，作為入學考試之獎品。」又云：「（一九三五年）二月，在巴黎音樂院升入杜卡教授班，學習作曲課程。」

又〈戴文〉云：「〈冼信〉〔編按：指〈致李鑒墀、李燮華明信片〉〕只籠統說『今夏入選樂院』並未說明是哪所樂院，也未說明報考係『經杜卡斯〔編按：「杜卡斯」原誤作「德印第」〕推薦』。另外，〈創作雜記〉談到『飯票』事只是說『我曾得到巴黎音樂院的很高學分，院長昂利・彪塞發給我一本飯票，因我當時生活困難，幾死於饑餓』。若以此說為準，『飯票』就不是『入學考試之獎品』，因為『學分』是指在學期間的考試成績而言的。但星海在〈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中談到『飯票』事又是一種說法──『我總算萬幸考入了高級作曲班，考到了個榮譽獎。他們送給我的物質獎品時，問我要什麼，我說要飯票，他們就送了我一本飯票』。此說也甚含糊：一是『榮譽獎』是不是入學考試時考到的，〈冼文〉並未說清楚；二是當時巴黎音樂院是否對『成績出眾』的考生專設『榮譽獎』以示鼓勵，也有待查證。故〈秦文〉所謂『因成績出眾，……特頒發飯票一本，作為入學考試之獎品』的說法，似欠斟酌。關於星海何時入巴黎音樂院一事，他本人從來沒有明確表述過。據以下史料──一是鄭式如〈憶星海〉一文談到他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間與星海交往的情況時，只說過星海免費從奧別多菲爾學小提琴，並未提到入巴黎音樂院事；二是滑田友〈冼星海在巴黎〉一文談到一九三四年秋天與星海隔室為鄰時，也只提到星海當時『只能靠代人抄譜來糊口』『有一個老師很熱心地教』他，『一文學費也不收』以及當時他的『最大希望，就是中法大學官費』等，同樣未提到入巴黎音樂院事；三是星海的遺物中只保存了他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學年度巴黎音樂院的學生證和註冊記錄，均無法確證星海是一九三一年『夏季』考入巴黎音樂院的〈秦文〉在毫無依據的情況下下此斷語，是極不負責的。」

又《全集》第二卷〈牧歌〉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至一九三五年之間作於法國巴黎。詞、譜據唱片記錄。」

又《全集》第二卷〈雨天的鄉村〉樂譜編輯注云：「作於法國巴黎。」

又戴鵬海〈《冼星海全集》編輯工作芻議（上）〉：「而且其中一些說法一經核對事實便令人疑竇叢生——如星海在〈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一文中明明說過進巴黎音樂院有年齡限制，要『廿歲上下才有資格入學』……。既然如此，他到巴黎就已經是二十五歲，後來又打了幾年工，早已超齡，為什麼卻能破例考入該院的作曲班？又如巴黎音樂院歷來只有作曲班和大師班（le cours de Virtuosit）之分，而無所謂『高級作曲班』乃至『最高級作曲班』之說。也許星海說的就是指大師班，且不從字面上去細究，但其一，按照巴黎音樂院的慣例，從作曲班到大師班是要經過下列程序的：即先拿到和聲、對位、賦格的作曲技術理論的單科文憑，才能取得進作曲班的資格。在作曲班又必須要寫出交響音樂作品，並經考試，獲得通過，才能取得作曲的單科文憑；然後才能取得進入大師班的資格。而要完成這一從逐一拿到應有的各種單科文憑到大師班畢業的過程，少說也要七八年。既然如此，星海為什麼可以破例，一進巴黎音樂院就直接學作曲？為什麼連交響音樂作品都沒有寫，就能在大師班畢業？況且他在巴黎一共只有五年，怎麼可能竟這麼快就『學完了高等的作曲及指揮的課程』的？總之，這是一筆亟待理清的糊塗賬，否則，星海生平中的這段至關重要的學歷，便將成為懸案了。……前文提到編者在不作任何說明的情況下擅自改動星海的手稿，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來。……又如星海在〈創作雜記〉的手稿中說到『我曾得到巴黎音樂院的很高學分。院長昂利・彪塞發給我一本飯票』（見《專輯（一》……），但收入《冼星海全集》第一卷時，這句話卻改成了『院長叫Henrie Bǜsser發給我一本飯票』……。雖然只加了一個『叫』字，但是意思就完全是兩回事。當然，星海這句話本身是說得不對的，因為作為作曲家和合唱指揮家的Paul Henri（不是Henrie）Bǜsser雖然在巴黎音樂院教過作曲，但是從來沒有當過院長（他倒是當過巴黎喜歌劇院和巴黎歌劇院的院長）。就這一點而言，編者對星海的手稿進行匡正是完全應該的，但是總要通過注釋作出必要的說明，這才是對讀者、也是對星海本人負責的態度。像現在這樣，不打招呼地悄悄加上一個『叫』字就算了事，就難免有為賢者諱之嫌了。何況即使加上一個『叫』字，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Bǜsser既不是管飯票的，也不是星海的作曲老師，要他去發飯票給星海就沒有來由了。依我之見，還不如乾脆老老實實地在『院長Henrie Bǜsser發給我一本飯票』這句話後面加一個『原文如此』或『待考』之類的頁下注，也許更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其實，在星海的文章中，凡涉及他在巴黎那段留學生涯的經歷，大都語焉不詳，甚至前後矛盾。如同樣是發給飯票一事，他在〈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一文中就只含糊其詞地提到『他們就送了我一束飯票』……並未具體說明是誰送的。此事如果細究，恐怕不但因『死無對證』而徒勞無功，反而會像上面指出那樣弄巧成拙。所以說還不如用『原文如此』之類的注更好一些。」

又陶亞兵、周行〈冼星海與中西音樂交流〉云：「一九三四年冬冼星海考入巴黎音樂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Musique de Paris）高級作曲班，正式在該校註冊，從師著名作曲家保羅・杜卡（Paul Dukas，一八六五年生、一九三五年卒）學習作曲。……按冼星海〈自傳（一）〉〔編按：指〈致魯藝中共支部趙毅敏同志〉〕記在巴黎所入學校有兩個，聖樂學校列於巴黎音樂院之前，意為在一九三四年入巴黎音樂院之前，已經就學於聖樂學校。而且據冼星海〈傳記（二）〉〔編按：指先生另篇自傳〕記載，在他入巴黎音樂院之後也仍然在聖樂學校學習。至於在這兩所學校所學科目，冼星海在〈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中記為：在巴黎音樂院『專心學作曲，兼學指揮』，同時在聖樂學校『學習音樂理論』；在〈傳記（二）〉中記為：考入『巴黎音樂院作曲系、指揮系。同時又在（聖樂學校） 學習指揮和作曲』。兩處記載都沒有提及學習小提琴之事，可能此時冼星海由於專心學習作曲的緣故而停止了從師奧別多菲爾的小提琴課。如此的話，冼星海從師奧別多菲爾的時間應從一九三○年五、六月份開始至一九三四年冬季或此前某時間。」

又戴嘉枋〈以「新史學」為視閾的一點新認識──對冼星海一點存疑史實的「想像性」闡釋〉云：「……冼星海自述他曾『考入』法國國民樂派音樂專科學校和國立巴黎音樂院的最高級作曲及指揮班，此說也存在很大疑問。一般而言的『考入』，是指經考試被錄取，並取得學校的學籍。而冼星海的理解似乎有所不同，是否他將曾向法國國民樂派音樂專科學校教授丹第學過作曲即視為『考入』該校了？同時現據傳經多人赴法查證，均無冼星海在巴黎音樂院正式入學的學籍記錄。他言之鑿鑿地『考入』杜卡所主持的高級作曲班應該是事實，但它的性質似乎是一個入選人員經過考核甄別的非學歷教育研修班，類似現在無學籍的『大師班』。從冼星海的描述來看，其活動更多的是參與者之間音樂作品的試唱、試奏和研討、交流，而非系統的作曲技術的學習。由此可見，冼星海自述的曾『考入』那兩所學校，因理解的歧義不無誇大成分。……由於現有史料難以提供冼星海進入了杜卡主持的高級作曲班準確時間，所以只能推測約在一九三四年前後，冼星海進入了此班，開始了他第二階段的音樂學習。……冼星海在這一階段最大的收穫有兩個：一是他的〈ｄ小調小提琴奏鳴曲〉、室內樂〈風〉《中國古詩》曾在巴黎音樂學院被演奏。從現存的樂譜來看，其中〈ｄ小調小提琴奏鳴曲〉的鋼琴部分寫作，應該是他所有鋼琴音樂中，不多的寫得較為順手且有一定藝術效果的部分。這應該是他在這個班上，根據同學或老師意見悉心修改後的結果。二是他的〈ｄ小調小提琴奏鳴曲〉與〈風，得到杜卡和普羅柯菲耶夫的讚賞，並被推薦到電臺播送。然而，這一階段對於冼星海的作曲技術理論的系統掌握和水平的提高，並沒有太大的幫助。一是對於作曲家來說，掌握以四大件為基礎的作曲技術理論，本應在音樂學院本科階段之前就解決了的。誠如前析，高級作曲班並非教學性質的組織，要不然，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杜卡突然逝世之後，此班不會就此停辦，當另聘教師延續教學。正因高級作曲班主要是成員間就自己作品進行交流研修，大概也就沒人會對作品中出現的一些基本技術錯誤及其解決感興趣。」又該文注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有許多中國音樂界赴法訪學的人，曾去巴黎音樂院查詢冼星海的學習情況，但均以無學籍記錄而無結果，據傳該院已不勝其擾。其中所傳最廣的是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傅庚辰赴法訪問時，曾對巴黎音樂院院長表示，為該院培養出冼星海這樣偉大的中國音樂家而感謝。但深感激動的巴黎音樂院院長事後卻未能在該院學籍記錄中找到冼星海的名字。」

〔按〕關於冼星海何時入該巴黎音樂學院，仍是學界有爭議的問題。目前關於冼氏遺物中，留有一張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學年的學生證，又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冼星海》畫傳所刊之冼氏於巴黎音樂學院註冊登記表僅有一九三五年記錄（一月二十二日於保羅・杜卡作曲班註冊），均未能表明冼氏於一九三四年之前曾就讀巴黎音樂學院，故陶亞兵、戴嘉枋等人推測冼氏應自一九三四年方入巴黎音樂學院，惟具體時間不確，僅陶亞兵提出「冬季」說法，卻又無文獻佐證。然巴黎音樂學院（即今「巴黎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e musique et de danse de Paris〕」，自一八三六年一月起稱為「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Musique et de Déclamation（國立音樂及朗誦學院）」，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六日方改制及更動校名為「國立音樂與戲劇藝術學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musique et d'art dramatique）」，而冼氏多篇自傳皆以前者校名稱呼學校，說明其係於十二月六日改制前入讀。然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典藏之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冼氏致保羅・杜卡信函，其中提及「上週日（dimanche dernier）」參加考試，說明冼氏應是在本年九月期間考取巴黎音樂學院。至於〈秦譜〉云「（一九三五年）二月，在巴黎音樂院升入杜卡教授班，學習作曲課程」，稱以冼氏〈創作雜記〉所述為據，然該文未有相關記載，則〈秦譜〉所言毫無依據。

關於冼氏入巴黎音樂學院學習，自稱入讀「高級作曲班」，然冼氏於巴黎音樂學院之學生證記載學習科目僅為「作曲（Composition Musicale）」，並未顯示其級別；又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冼星海》畫傳載有冼氏在巴黎音樂學院的註冊登記表紀錄，載一九三五年學習情況，其中載明「作曲（Composition Musicale）」課程及教師保羅・杜卡等信息，惟闕一九三四年信息（頁十一）。戴嘉枋曾述及巴黎音樂學院並未留存冼氏註冊檔案，又冼氏學習期間甚短，在保羅・杜卡逝世後便要中止學業，推測冼氏應非入讀正式學位課程，而是在類似「大師班」的無學籍研修班中學習。再者，冼氏自述入讀巴黎音樂學院後，仍同時於巴黎聖樂學校學習音樂理論，說明在巴黎音樂學院並非接受完整、系統地學科教育；且冼氏曾自述巴黎音樂學院招生有年齡限制，故先入巴黎聖樂學校學習。基於種種客觀歷史事實，本譜認同戴氏觀點，認為冼氏僅是在保羅・杜卡開設之作曲班中進修。而類似大師班、研修班，亦需要甄選篩查，故所謂「入學考試」一說與以上推論，並無相悖。然戴氏說法有疑，前文已提及《冼星海》畫傳確有刊印冼氏在巴黎音樂學院註冊紀錄，又為何該校現今不存相關檔案，則待攷證。本譜根據中華民國駐巴黎總領事林實為冼氏撰寫之推薦函（詳見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條目），其中提及「（曾）在音樂學院參加保羅・杜卡作曲大師班的入學考試（à passer le concous d'entrée de la Classe de Composition du Maître Paul Dukas au Conservatoire）」，又根據冼氏致保羅・杜卡信函中所述，斷定冼氏係就讀由保羅・杜卡開設的作曲大師班。且自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冼氏致保羅・杜卡感謝信函中，可知冼氏仍期待能成為巴黎音樂學院全日制學生。

戴鵬海曾對冼氏超齡破例考入巴黎音樂學院一事有疑，事實上根據《冼星海》畫傳所刊之冼氏於巴黎音樂學院註冊登記表，以及中國藝術研究院所藏冼氏在法國之身分證明，上載出生年月係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一日，非真實信息，故冼氏很有可能謊報年齡投考該校。又經多方瞭解，當時中國赴法留學生多以謊報年齡以滿足投考要求，冼氏行徑並非個例。況且冼氏非全日制學生，僅在保羅・杜卡作曲大師班學習，或無嚴格就學年齡限制。

若據司徒懷所述，冼氏以〈風〉參加巴黎音樂學院入學考試，則該作品最早應於本年秋季前完成。然司徒懷所述冼氏居住於保羅・杜卡家中、接送小孩上下學，並獲供餐及音樂會票券等報酬，較似冼氏與普羅科菲耶夫交往之經歷，且尚無其它證據表明冼氏就讀巴黎音樂學院時移居另處，反而曾竹韶曾表示冼氏於一九三五年復租「蜂巢」。但冼氏復租「蜂巢」之具體時間難攷。基於上述事件缺乏更多佐證，故本譜持保留態度，暫不予記於條目正文、有待日後商榷。

另外，目前尚未知冼氏結識保羅・杜卡及其自述之「女青年作曲家」具體時間，然因為完整表述前因後果，相關事件均繫於此處。冼氏曾自述在向奧別多菲爾學習小提琴後，又認識愛日・加隆並學習和聲學，而愛日・加隆即任教於巴黎音樂學院，或許是這層人脈關係而進一步結識保羅・杜卡；又冼氏結識「女青年作曲家」一事，據其自述「練習了八個月的鋼琴為我伴奏」推測，或應發生於本年初之前。

至於〈戴文〉指出冼氏獲頒一本飯票事有疑，冼氏自述有所分歧且不符合史實，又《全集》刊載之〈創作雜記〉文句不盡可信，可徵信之文獻又甚是缺乏，故本譜亦持保留態度。

又旅法雕塑留學生滑田友因經濟情況不佳，遂改租「蜂窩」原先生居住之房間，滑氏並發現床頭留有「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字句，此二句原係蕭友梅居室懸掛聯語，先生曾於一九二九年離開國立音樂院時抄錄題贈李獻敏。而在滑氏入住該房間之前，先生因經濟狀況稍微改善，早已移居另一家價格便宜的旅館，並與鄭志聲合租鋼琴，以利創作。爾後，先生造訪原住處，遂結識滑氏，二人似成為「休戚相關」的朋友，幾乎每日長談，先生將平時所遇喜怒之事常與滑氏分享。又即便自身經濟拮据，先生仍願接濟同樣貧窮的滑氏，將所賺薪酬分予滑氏一半。然與滑氏結識期間，先生申請官費、獎學金屢次受挫，抄譜工作亦有所減少，難以支付房租故經友人介紹，移居另一位於樓宇頂層房間居住約四、五個月；又另一友人介紹先生結識兩位六、七十歲的老修女並獲邀請做門客，並供給富有營養的素菜，減輕生活負擔。

【攷】見一九三四年七月所引滑田友〈冼星海在巴黎〉。該文又云：「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我在巴黎，經濟來源已經斷絕，我住的地方三個月未繳租，眼看房東的面色不好，走過他的門前總覺得很不好意思，於是決定搬到一所最便宜的名叫蜜蜂窩的房子裡去住。這裡的房子全都很破舊，而我的房子更破得特別。我爬過了一層高而直的樓梯，又是一層螺旋的高梯，約莫到普通四樓的高度，才找到我的房子；從外面看去，好像一個鳥籠掛在空中。這房子是樓梯的出口，本不能住人，但是房東把這出口四周的空地用牆圍起，叫它成為凹字形的房間，內部完全像個很狹的鎖形走廊，僅僅最裡邊的一面可以放一張小床，其餘連放一張二尺見方的小桌子也勉勉強強；但是它也有它的好處，因為靠外的四面全是玻璃，而且中間有個大窗子，可謂空氣新鮮，光線充足。我搬進來後，第一件發現的事情，就是床頭有一行小字，寫的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這幾個字在我心中引起一連串的問題：什麼人在這裡住過？他為什麼會來巴黎？而且也住這間房子？這個人的生活一定很苦吧？他是不是也受人家的氣？這個人現在在何處？我同情的心不覺油然而生。天漸漸地黑了，忽然有一個人敲門，進來就說：『你來這裡住啦！你是什麼地方人？幹什麼事情？』這個人不消說便是冼星海了。他接著說：『我才從這裡搬到隔壁的小工作室。這房子多天太冷，夏天太熱，去年我幾乎凍死了』。自從這次談話以後，我們好像已經成了休戚相關的朋友了，我們差不多每天都有長談的機會，他每次在外面遇到不平的事情，總到我房間裡來痛罵一陣，而當他碰到得意的事情的時候，也到我那裡來高興一陣。……我那時候的經濟比起他來更是一籌莫展，當他出外工作的時候，我在家裡會試將硯台翻轉過來刻上線雕，搨成搨片，拿到花園中去兜〔編按：『兜』字原誤作『兒』字〕售；但是我的搨片到了遊客面前，還沒有拿出來，人家就已經擺手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拿他所賺到的錢分給我一半。……窮是不可坐守的。有一天他對我說：『我真怕見那看門的人，因為我已經一年沒有交房租了』。這樣他就決定另外我出路。不久。他的朋友代他找到一所屋頂的屋子他搬去住了大約四五個月之後，又有另外一個朋友介紹他認識兩位六、七十歲的老修女，他們邀他去做門客。兩個修女長年吃素，對星海好像對自己的子女一樣，每天用很有營養的素菜請他吃，叫他安心工作。在我看來，這可算是他最精彩的時期了。」

又闕文〈冼星海在巴黎的音樂生涯──訪問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曾竹韶紀實〉云：「在一九三四年那年經濟情況略有好轉，他又搬到一家最便宜的旅館去住了一段時間，這期間冼星海和鄭志聲共同租了一架鋼琴，繼續從事作曲。」

又〈秦譜〉云：「秋季，自但澤巷七層樓鳥籠斗室搬入鄰室，與搬入原室的中國自費泥塑工讀生滑田友結為患難摯友。」又云：「（一九三五年）三月，經友人介紹遷居巴黎法國老修女家做門客：一日三餐，免費供予素菜；囑安心學習，準備考試。」

又〈戴文〉云：「〈滑文〉〔編按：指滑田友〈冼星海在巴黎〉〕只是說一九三四年秋天和星海為鄰。同住一段時間後，星海搬到『他的朋友找到一所房頂的屋子』去住。又過了『大約四五個月之後，又有另外一個朋友介紹他認識兩位六七十歲的老修女，他們邀他去做門客。……每天用很有營養的素菜請他吃，叫他安心工作』。並無『三月』和『囑他安心學習，準備考試』之說。〈秦文〉說的一九三五年『三月』，可能是根據〈滑文〉中的『一九三四年秋天』和『大約四五月之後』這段時間估算出來的。但是他忽略了一個細節：即冼與滑同住了一段時間才搬到那所『房頂的屋子』去住，住進去『大約四五個月之後』才又到『老修女家』『做門客』的。」

〔按〕〈秦譜〉所言不確，因據滑田友之敘述，僅可確定本年秋季滑氏入住原冼星海居所，但不能確定冼氏於何時移居；亦僅知曉冼氏改居「隔壁的小工作室」，但不能確定是否為原居所之「鄰室」。

根據曾竹韶之敘述，可知冼氏在原「蜂巢」陋室居住之後，又於一九三四年改居便宜旅舍，並與鄭志聲合租鋼琴。這樣看來，滑氏所謂的「工作室」，或許即為曾氏所言置有鋼琴的處所。職是之故，雖然曾氏並未敘明冼氏於本年何月改居旅舍，然綜合各家論述，應是冼氏先從「蜂巢」遷出後，本年秋季滑田友移入。另外，滑氏並未述及冼氏入巴黎音樂院學習之過程，疑滑氏結識冼氏時，冼氏尚未入讀該校。

而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典藏冼氏分別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二十五日致保羅・杜卡之信函及明信片，其頁首記載之發信地址為蘇爾特大街八十二號（82 Boulevard Soult, Paris），或即為冼氏新住處，然未知冼氏係何時遷居該處。

又滑氏曾言冼氏經友人介紹移居一樓宇頂層房間居住約四、五個月，又曾做兩位老修女門客，具體時間不明，只能繫於此處。但根據現有文獻推測，冼氏在「最便宜的旅館去住了一段時間」並與鄭志聲合租鋼琴，可能這段時間並不長，然後冼氏在經濟狀況再度拮据時，才經友人介紹改居它處、結識老修女（後者或應發生於本年底或翌年初）。而曾竹韶又言冼氏於一九三五年曾與鄭志聲合租「蜂巢」正房（詳見一九三五年是年條目），或應在冼氏做老修女門客一事之後。

又考取巴黎音樂學院保羅・杜卡作曲大師班後，或曾致母親信函敘明近況。隨後某日，何士德結束廣東旅滬中華基督教會禮拜後，見黃蘇英主動上前攀談，二人結識。數日後，何氏赴上海北四川路橫浜橋南路西一處弄堂之黃氏居所拜訪，見黃氏為人洗衣打工之場景、生活清苦；黃氏亦向何氏展示先生來信，瞭解其在法國「巴黎音樂學院」求學情況。因黃氏不識字，故請求何氏代為撰寫信函聯繫，何氏應允，其後亦常探望黃氏。

【攷】何士德〈憶冼星海母子在上海〉云：「從一九三四年起，每個星期天我曾在上海北四川路橫浜〔編按：『浜』字原誤作『濱』，下同〕橋北邊的廣東旅滬中華基督教會的小教堂（它不隸屬於任何中外教會組織）的聖樂團擔任合唱指揮（合唱隊成員為滬江大學的學生及一些公司的職員，水平很高能看五線譜、唱四部合唱，經常用『洪鐘樂社』的名稱在市內以及去外地演唱）。這年秋天有次做完禮拜散場後出來時，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站在門外等著我，主動走過來與我說話，問我叫什麼名字，是不是廣東人，又問我認不認識冼星海，自我介紹說她是冼星海的母親，叫黃蘇英。我說從前在廣州上中學時，聽說過冼星海在嶺南大學的管樂隊當指揮，但是只聞其名，未曾見過面。她說冼星海去法國留學好幾年了，剛去時生活很困難，現在在著名的巴黎音樂學院讀書，學習得很認真，寫了很多作品。我們用廣東話交談了一會兒後，她說時間不早了，還要回去洗衣服，約我改日再去她家好好地聊聊。幾天後我按照她說明的地址前去拜訪，她家就在四川路橫浜橋南路西的一條弄堂裡。上了二樓就看到中間的堂屋裡掛滿了紅紅綠綠和雪白的洗好了的衣服，地上擺著大盆、搓板等洗衣服的用具。她住的二樓右邊的房間裡也掛滿了各式各樣的衣服，她說她是靠著幫別人洗衣服為生，日子還過得去，但是只能自給自足，無法幫助兒子。她拿出冼星海的來信給我看（可能是為了免得母親掛念，他信中一點兒也沒有提及自己生活的艱難，只說他在法國一切都好，介紹自己的學習情況。冼星海一九三四年以後在法國的生活情況，確實也比剛去時好多了）。冼母說：『我不會寫字，廣東話別人又聽不懂，要找人寫信很困難，你能不能幫我給兒子寫封家信。』我說當然可以，立即就根據她的口述寫了一封信。她不放心遠在國外的兒子，信裡充滿了母親對兒子無微不至的關懷與思念，叮囑他要注意養好身體，總說自己一切都好，叫兒子不要掛念等等。我不認識法文，只能按來信上的地址照著寫。我當時也是一個人在上海，工作之餘我儘量去看望她，給她念兒子的來信，再幫她寫回信，為此她感到很高興。為了兒子能學有所成、為祖國多做貢獻，她支持兒子去國外留學，並以此為榮，她的生活十分清苦、勞累，但她從不怪兒子不在身邊、不能照顧她。」

〔按〕何士德〈憶冼星海母子在上海〉僅稱相關事件發生於一九三四年秋季，然該事應係在冼星海考取巴黎音樂學院之後，故暫繫於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