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演劇第二隊」一行於唐家巷平民新村演出《九一八以後》《逃難到漢口》等劇，觀眾多為農民。晚間，赴武昌女青年會教歌詠，六時到場只見門閉，十五分鐘後雖來人開門，惟因燈火管制故一片漆黑，先生遂委由學員購買五支蠟燭，隨後教唱〈流民三千萬〉〈拉犁歌〉。先生認為學員「組織的散漫，不守時，作事無精神」，認為「這是救亡歌詠一個大危機！」。據學員李一非憶述，先生教學時僅穿著「深、淺古銅色夾著織的呢子西裝上衣」，若遇天涼則添加「黑色的棉外套」、脖上繫「絨圈巾」，然因其「只有一件短袖襯衫」，故「西裝上衣袖筒內是空空蕩蕩的。」

【自述】日記云：「救亡演劇第二隊在唐家巷平民新村向民眾演出了《九一八以後》及《逃難到漢口》。晚上在武昌女青年會組織幹部。我六時已到女青年會，見門已關閉，等至十五分鐘門雖已開，但堂裡沒有燈光，看看知道電燈膽被他們除下，我就叫他們買了洋燭五支，點著了就工作，把〈流民三千萬〉〈拉犁歌〉教會他們唱，並同時指導他們的表情。我總感到他們組織的散漫，不守時，作事無精神，這是救亡歌詠一個大危機！」

【攷】李一非〈回憶冼星海老師〉云：「我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武漢時認識冼星海同志的。當時我在武漢基督教青年會學生救濟會，這是由董必武同志促進青年會部分愛國人士成立的一個救濟流亡學生的機構。十月十五日黃秀璣女士請來冼星海同志教我們唱歌，指導我們學習指揮。在武漢他沒有固定的職業，生活很清苦，但他積極熱情地發展救亡歌詠運動，到各處去指導群眾唱歌，講授指揮方法，不辭辛苦的為開展抗日救亡新音樂運動而奔忙，給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記得那時他穿著一件深、淺古銅色夾著織的呢子西裝上衣，天氣再冷一點時加了一件黑色的棉外套，脖子上圍了一條絨圈巾。他只有一件短袖襯衫，西裝上衣袖筒內是空空蕩蕩的，儘管武漢的氣候不那麼冷，穿那麼少的衣裳還是不能擋風寒的。但他兩眼炯炯有神，嘴角微微向上翹著，對我們這群流亡學生總是露出和藹親切的笑容。第一次他來教我們唱歌時已是夜晚了，當時由於燈火管制點的是蠟燭，教我們唱〈流民三千萬〉和〈拉犁歌〉。後來不僅教我們唱歌，還教我們指揮方法，他教後要我們練習指揮，當我們指揮一首歌曲結束後，他總是耐心細緻的指出我們指揮的優點和不足。那時上課沒有樂器，沒有黑板，沒有印歌篇，個別同志有一本《大家唱》小歌本，大多數人只有憑自己的耳朵聽救者一句一句的教來學習唱歌。在那樣的條件下星海同志總是精神飽滿的堅持工作，積極熱情的教我們，他那樂觀主義的精神也感染著我們，星海同志很快就贏得了大家的愛戴。有一次下午教完我們後，他帶我到海星歌詠隊活動的教室去一路上我們邊走邊談，星海同志問了我的家庭情況，和學習情況。我告訴他：『我是從家裡逃出來流浪到漢口的，原來準備到北平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部找半工半讀的機會，但由於爆發了盧溝橋事變北平沒去成，留在漢口了。開始在傷兵醫院服務，片來參加了青年會學生救濟會；生活才有了保障。』星海老師十分同情我的處境，不覺到了海星歌詠隊。」（見《專輯》第四冊頁一六五至一七二）

又〈齊譜〉云：「隨二隊到武漢市民中去作宣傳演出，當天，『在唐家巷平民新村』演出一場。晚上又去武昌女青年會，在燭光下教唱〈流民三千萬〉和〈拉犁歌〉。」又按云：「據李一非〈回憶冼星海老師〉（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日。《冼星海專輯》四）：文章作者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武漢認識冼星海……與上列星海日記中所記，當為同一天事。」

又夏煉〈一九三七──一九三八：武漢抗戰時期音樂獻金活動〉云：「十五日在礄口唐家巷平民新村公演，招待農人……」

又日軍於大同成立晉北自治政府。（見《中國歷史大事年表・現代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