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關於

《冼星海年譜》初版序

年譜之作，以時世為軸，臚列譜主的生平行事及其撰作脩業，而個人的際遇作為，很難不受時勢影響，其間固有引領風騷、驅動一時聲氣者，但絕大多數實際上都無法自外於其時代；故而一個人所作所為，在不同的時世中，自有其不同的意義與響應。因此，要知其人不能不論其世，年譜正是最足以反映這種關係的撰作體制，也是同時代相關論題的重要材料；而為一個生命歷程複雜、多經播遷的人編撰年譜，必然是個高難度的挑戰。

無庸置疑的，冼星海是近代中國極重要的音樂家，他生於南洋，長於中國，歿於蘇聯，承載其生命歷程的是一個世亂飄盪的時代。然正如詩窮而後工，困厄的境遇，給予他創作的養分，在短短四十來年的生命中，他見證、譜寫並激勵了這個時代。其作品與人生閱歷同樣豐富多元，且與時代變遷密不可分，無論形式、情感或精神，同時影響著當時並及於後世。對於這樣一位重要的作曲家，相關記述研究自不在少數，年譜更屬不可或缺。

冼星海於一九四五年十月過世，次月延安《解放日報》便刊印了〈星海同志年譜紀略〉，其後陸續有諶亞選《音樂家冼星海》所附年譜（ 一九五七，略同於前譜）、齊毓怡〈冼星海年譜選載〉（ 一九八五，僅錄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秦啟明〈冼星海年譜簡編〉（ 一九八九──一九九○），此數編或過於簡略，或疏於考訂，偽誤雜廁，難以據信，對於這樣一位音樂家，是遠遠不足的。因此，編撰一部本於客觀材料，蒐羅周備、考訂縝密且能合於論世知人之旨的新譜，乃勢所必然。

太元在逢甲大學中文系接受了完整的學術訓練，碩士論文以《〈黃河大合唱〉版本考訂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為題，全面地校理了該譜，受到評審委員一致的讚賞。《黃河》似乎是冼星海生命的鏡像，在長期的流播中，盈縮起伏，產生大量的版本，這些版本在曲調、織體、編制、配器上不少大異其趣者，其複雜多歧的現象，可以算是文獻校理者的瓌寶，也是噩夢。太元將傳統校勘學的水磨工夫用於樂譜校訂上，完成了這部論文，在文獻校理與近現代音樂史方面的學養，可謂更上層樓。至於博士論文，則從樣板戲的發展，考察了一整個世代的音樂文化現象，由此拓展了近現代音樂史學與音樂文化的宏觀視野。就個別音樂家而言，他對於冼星海尤其關注，長期的戮力蒐羅與思索，累積了大量的材料及識見。近年來，尤著意於蒐集新加坡、哈薩克、俄羅斯、美國等海外文獻及著作，這些對於冼星海旅外事跡之考索及其國際評價，頗得新意；而巴黎國家圖書館發現的冼氏致保羅・杜卡（Paul Dukas）信函，以及里昂圖書館典藏他申請中法大學獎學金相關信件，則更屬難能可貴。

如今，太元將彙整的相關資料，爬羅剔抉，訂訛考信，完成了這部翔實細密的新譜，相信能為冼星海的研究，向前推進一大步。

有別於過去關於冼星海的譜表記傳或相關評論，此次重編年譜，除關注其創作、教學、政治活動外，亦重視譜主的平常生活面貌，並及於其感情世界，對於讀者勾勒其形象、認識其作品，當有所助益。本譜依年為綱，以事繫年，其後臚列大量文獻以資徵信、備考訂，實屬「長編」之作，具有較強的資料性，使後之學者得據以提要勾玄、剪裁鎔鑄，從而書人論事，別為著述，對於冼星海或近現代音樂研究，都有奠基之功。年譜編纂本屬文獻校理的一環，文獻校理是繁瑣細密的工作，不像許多絢麗溢目的著作，但見華辭高論，卻未必解決了任何問題，它需要旁搜遠紹的功夫、老吏斷案的眼光與沉潛積久的毅力。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鼓勵學子以做年譜為做史的基礎訓練，蓋做年譜從材料的蒐集別擇、信度考辨、主從梳理，到敘寫條縷，都能形塑作者的「精細、忍耐、靈敏、勇敢」諸美德，這些特質其實不止於從事歷史撰述所需，放諸整個學術研究，還是深切而著明的。

身為一位年輕的學術工作者，太元已展現了他勤學嚴謹的治學態度與勇於挑戰困難的精神，希望他能黽勉自持，孜孜再礪，在學界有更多貢獻。當然，如同大多數文獻編纂撰作，本書難免有體例未盡周延、考訂不無疏漏之處，力所未逮者，尚祈學界先進給予指教，藉茲策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