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關於

初版跋

二○一九年初，我從高雄國際機場拖著兩個破損的行李箱出發，經南昌輾轉抵達九江，準備開始人生第一份正式教職。說來巧合，我的祖籍地修水縣今屬九江管轄，現今也有幾位遠親住在市裡，或許是先祖庇蔭，讓我不至於取得學位後淪為「流浪博士」。

在九江學院執教的第一個學期，遇到諸多感覺新奇的人、事、物，為我人生新旅程留下有趣的印記，也可能是位處不一樣的環境中，工作的動力熱情也較過往高一些。夏初某日，學期將屆結束時，我在宿舍內瞥見電腦網絡工作群組的流水中，辦公室人員發佈訊息稱二○一九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即將於翌日截止申請，突感懊悔之前未能仔細留意相關消息導致差點錯過，又或許是心血來潮，竟然在下午草草寫就一篇研究計劃，決定申請該研究案的青年項目並趕忙提交。三個月後，我在開往上海的高鐵列車上，得知匆匆申請的研究項目「冼星海生平年譜詳編」（項目編號：JC19239）經審核獲得批准，成為這本《冼星海年譜》得以編纂完成、印刷成書的起因。

在此坦言，原項目名稱文句表述較為冗贅──所謂「年譜」必言譜主「生平」，又從事學術研究必當務求詳實，然在考量主、客觀因素後，仍直覺地為此研究項目如是命名。其主觀因素，實乃若非在標題方面疊加詞彙，刻意強調項目具體所指，或不易獲得矚目青睞，這可能是當下百花齊放、群英競技的學術科研環境中，無法避免的舉措。

至於客觀因素，是由於在本譜編纂之前，已有數份繁簡不一之冼星海年譜問世，諶亞選、齊毓怡、秦啟明等人曾致力於相關工作，他們所編纂的年譜，雖長時間為冼星海研究提供某種便利，但從各譜標題之「選載」「略」「簡」措辭可見內容稍嫌不夠充分，又〈年譜紀略〉〈諶譜〉等譜過於粗略未經過縝密考證、以致與史實略有出入，〈齊譜〉至今未有完整全貌，〈秦譜〉則加入過多「潤飾創作」筆法，雖內容較繁但多處經不起推敲，信度有限。甚至，戴鵬海曾撰文〈唯史不可以為偽──秦啟明《冼星海年譜簡編》偽誤實錄〉，指出〈秦譜〉的疏失與過錯。戴鵬海並在該文結語中說道：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一部和冼星海的業績、貢獻、地位和影響相稱的年譜，是說不過去的。……我認為：寫出一部能完整、全面、真實、準確地反映冼星海生平史跡的年譜，是我們這一代從事中國現代音樂史研究的音樂工作者的職責所在，如果讓下一代來寫，恐怕就更困難了。因此，盡管寫作的難度極大，也應該知難而進，以高度的責任感，鍥而不捨地、努力以赴地去完成。否則就是失職，就無法向後人交待！

我熱切地期盼這個年譜盡早問世，這正是我寫作本文的用意所在。

戴氏所言，既指出秦啟明所編年譜之不足，也表明學界相關工作的缺乏，更提示現今關於冼星海的各種敘事已鋪天蓋地。很可惜，戴氏自一九九五年發表該文以來，無人接續類似工作，遑論一部較為可靠的冼星海年譜問世。

歷經數載，為冼星海重編年譜一事猶如叢生荊棘已成為學界共識，也曾有前輩學者善意提醒我別「自找麻煩」，但既然一項學術空白亟待填補，更有幸承蒙任教單位及上級機關的支持，我便大膽地嘗試為這空白「著色」了。更重要的，是近年出現了一些涉及冼星海生平的新文獻，尤其關於冼氏幼年、晚年經歷者亦非少數，且來自法國國家圖書館、里昂圖書館典藏的冼星海檔案重見天日，又透過各類網絡數據庫可大幅節省蒐集資料的效率，著實增強我進行新時代《冼星海年譜》編纂工作的信心。

但是，目前有關權威機構並未完整公開冼星海原始檔案，又現有文獻確多有語焉不詳、各執一詞情況，且後世追憶記述、紀念歌頌文章亦難以盡信，仍為編纂工作所遇現實難處。於是，我受戴鵬海觀點之啟發，廣泛蒐集各類可見之證據，並「一一如實地擺出來」，將譜主自述、文獻記載、學界觀點，羅列於本譜其中，由點成線鋪面，並酌情提出個人立場見解，至少能如戴氏所言「可以提供給讀者去思考、去設法尋找答案」，讀者也可從各條徵引材料中觀察體會，窺得譜主形象漸漸變化。如此一來，本譜內容應能脗合研究項目名稱「詳編」之宗旨。

本譜所記載的冼星海旅居法國、蘇聯時期事跡，顯然不如其在上海、武漢、延安時期事跡那麼繁多、細緻。冼氏在返國後留有一段時期的日記，故可以將各種生活日常瑣事悉數納入，尤其還有大量當時傳媒報導可供參考；然其海外經歷的文獻留存甚少，後人難以詳細探索，這亦是過往各篇冼星海年譜所體現的問題，只盼未來若能挖掘更多史料，才有可能稍加補充，實屬無奈。雖然如此，本譜仍試圖就新發現的原始檔案、近年各家著述，對冼星海的海外事跡做出盡可能完整的考據、記載。又本譜原應附錄冼星海創作年表，但礙於冼氏各作品的創作時間、發表時間有待進一步整理並確定，且若詳細考據並編訂相關年表，將會大量增加本譜篇幅，故只能暫時擱置、省略。除本譜記述之冼氏創作事跡或透過正譜事件索引瀏覽以外，讀者亦可根據《冼星海專輯》第一冊的「音樂作品目錄索引」「文字著作目錄索引」略知冼氏創作情況，或從《冼星海全集》、秦啟明編〈冼星海著作年表〉等文獻瞭解一二。

因我是首度申請正式的學術研究課題項目，規劃研究細則時較無經驗，竟只申報了一年的項目執行期限。期間，我蒐集資料、交互比對、編纂文本，乃至於排版設計、校訂修正、交付印刷，幾乎是一條龍式地把這本《冼星海年譜》產出。雖說任務倉促緊湊，但我從這段研究過程中，發現不少甚是神奇的事──

人們的記憶並不可靠。

冼星海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四日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他在日記中提及：「今天就算我入黨的第一天，可以說生命上最光榮的一天。」同年十二月三日，冼氏成為中共正式黨員，又在日記中寫下：「永不能忘記的日子。」但到了一九四○年九月五日，距離「永不能忘記的日子」還不滿一年時，冼氏致錢韻玲家書稱：「我加入組織的時日，請你用簡筆的羅馬字母寫給我，因我忘記了，至緊。」

人們也更願意相信美麗、動人的敘事，而不是直白的、赤裸裸的真實。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黃河大合唱》由抗敵演劇三隊在延安陝北公學大禮堂首演。一甲子後的二○○五年，首演指揮鄔析零在〈《黃河大合唱》的孕育、誕生及首演〉一文中寫道：「我們唱的時候感情是那樣的投入，忘記了我們是在舞臺上，忘記了臺下還有觀眾，直到唱完，臺下發出狂熱而持久的掌聲，我們才覺醒過來。……〈黃河之水天上來〉是光未然親自吟誦的。舞臺上的燈光暗了下來，一束聚光照亮了詩人的上半身。……聽眾們陶醉了。……」從鄔氏的表述中，一座位於延安、環境克難的學校禮堂，也像有著猶如現代劇院裝設的舞臺燈具，且演出看似圓滿成功，一鳴驚人，觀眾「陶醉」地沉浸在作品演奏中。但首演當日，冼星海日記這麼寫道：「因第三隊女聲獨唱唱走了音，給觀眾不好印象。」事實上，《黃河》最初的幾次演出，冼星海並不太滿意。

在重重的模糊記憶與堂皇敘事疊加下，人們的說法也愈加混淆、矛盾。冼妮娜在〈訪澳門有感──記澳門紀念先父冼星海誕辰九十週年〉一文中提及：「……那張照片是我父親在澳門出生的地點。」又在接受訪問時稱：「據考證，我父親出生在番禺的一個小村莊。我回去的時候也有去看一看……」究竟，冼星海出生於澳門，或是番禺的小村莊？甚至，靳宏偉、張建軍尋找山西陵川耆老，採訪到多位曾「見到」冼星海的「當事人」，並稱冼氏於山西陵川創作出著名的歌曲〈在太行山上〉……即便，翻查各類一手文獻，始終找不出冼星海有任何在山西陵川活動的痕跡。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

秦啟明「言之鑿鑿」地稱冼星海曾入佛山華英中學就讀，甚至被寫入今日華英學校校史，然卻沒有任何證據足以支持該說。又秦氏曾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因蒙中邊境通道被國民黨當局封鎖假道回國，（冼星海）遂與袁牧之重又折回蘇聯阿拉木圖……」然當時內蒙古疆域已然淪陷，實際由日本扶值的偽蒙古自治邦管轄，不存在「國民黨當局封鎖」之說。如果不加以辨識考察，這些說法將會使人們離歷史越來越遠，也將越來越不清楚冼星海的真實面貌究竟為何。

除非我們再也不需要知道歷史的真相，不去以「真、善、美」的態度面對一位作曲家及他的作品，否則，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忽略文獻上白紙黑字所載，而選擇向各種雖然美麗動人但經不起推敲的敘事靠攏。

關於冼星海的生平研究，過往存在的問題或缺失大致如下：其一，文獻準備不足，未能善盡「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蒐集工作，以致於開展相關研究時失去有效支撐力量，譜中所見叔韞錯譯「黃訓」為「黃循」之文獻，且仍經秦啟明、戴鵬海等學者所引用之案例即如是，倘若未深度考究，則難以辨其真相；其二，研究者視角略嫌片面，以冼星海與馬思聰二人相遇時間考證為例，事實上只要將二人生平事跡互為對照，即可透過排除法並加以推斷取得初步結果，然現有研究成果中，研究冼星海之學人過於關注特定文獻或說法，研究馬思聰者亦然；其三，未清楚辨識文化學層面的敘事結構，以冼星海出生於海上故以「星夜大海」命名且冼氏具有「疍民」身分等案例為典型，這類說法多出自於片面之言或二手轉譯，並無強而有力的原始證據支持，然可能因其論者為當事人家屬，或為學界研究人員數次引用，則逐漸被大眾採信，乃至於遮蓋學術意義上的真相，也就遠離歷史的真相。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有句名言：「不經思考地尊重權威是真理的最大敵人。（Autoritätsdusel ist der größte Feind der Wahrheit.）」換言之，一味推崇片面的權威敘事，將使吾人失去真理。應如何破除這些問題、為學術質量的進步有所貢獻？我在編纂完《冼星海年譜》後，得經驗一二，試分享謹供參考：一、需先對文獻材料有所懷疑，不應輕易將所有可見材料均視為真，畢竟人會犯錯、會失誤、會遺忘，也可能會「故意為之」；二、應把握基本的文獻方法原則，例如距史尚近者較為親近歷史現場，距史尚遠者較為可能夾雜過多敘事；三、可多蒐集海外資料，研究冼星海生平時，則必須注意新加坡、法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蒙古等地是否有相關材料，亦有相當可靠的一手歷史文獻材料為編纂工作所用；四、可留意周邊人物之歷史文獻或相關研究互為對照，例如本譜徵引之司徒懷論述，即為無意間尋覓到的相關著作，能補充許多歷史細節。

編纂本譜時，我無疑是名「幸運兒」。有時在不經意間，在一本貌似與冼星海生平事跡無關的書中，卻能見到重要的參考資料。又得不少師長及友人協助，得以一覽許多從未被發現的一手文獻──即便它們數十年來就放置在某處並不難找的地方。

倘若吾人能用更加嚴謹、更為仔細的態度，處理每一份歷史文獻材料，可更有利於求真、近善、得美，進而對解讀作者其人、作品內容產生更大的動力，以及更有效的手段，這樣一來，也就無愧於先輩遺留下眾多寶貴文化藝術資產。雖然過往數十年間，各家學者已付出大量心力尋找文獻、篩選可信材料，並提出各種研究成果，但吾輩仍不能放棄尋找未被發現的原始文獻，應持續不懈考探，遇疵即改、去偽存真，方能使相關學術研究工作產生重要意義及影響。

二○一五年，承蒙上海愛樂樂團的支持，我校訂的原版《黃河大合唱》（冼星海於一九四一年修訂版本）得以首演。當時，也聽說有些樂界的老前輩表示擔憂，或許是仍攏罩在「星海評價問題」的陰影之下，認為將冼星海的樂隊作品原貌如實呈現，將會「破壞人民音樂家形象」。即便各界對當時首演的觀感有不同理解，但是在音樂廳裡，觀眾反應仍較為正面、肯定，當數十支銅管樂器、十三架小軍鼓奏響尾段最強音時，人們可以充分感受到一位特殊音樂家在特殊年代所欲發出的時代呼聲。本譜既然力求將「真實的」冼星海生平事跡悉數展示，是否也會有一些人萌發類似顧慮──為何要記下「人民音樂家」某些比較不那麼「高大偉岸」的事跡呢？為何要記下人們因「聽起來效果不好」而不演原作、揭露當今許多所謂「冼星海作品」是經人改編或重寫的情況呢？這樣是否會影響他的「光輝形象」呢？

我在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時，再三向學生傳達一個觀念──吾人讀文學史，並不是要背誦下課本提及的各種篇章，並盲目認為這些作品都是光彩熠熠；相反的，課本教材提及的一些作品其實並沒有那麼完美，甚至讀起來索然無味。但是，我們仍然必須要知道這些作品，因為有一部分相較於「詩仙」「詩聖」「古文八大家」而言略顯失色的作品或理論，竟然是在一個特殊的時期節點誕生了，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所以各家文學史著作才將其記錄下來，倘若將之遺忘、拋棄，便無法銜接到後續的發展進程。

治文學史、音樂史、戲劇史、藝術史……並非死盯著作品好不好，以及將所謂「經典」背誦下來，而是要從漫長的發展到路上找出重重關卡。總會有那麼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細節，成為漫漫歷史長河的支點，起到重要的槓桿作用。更何況，冼星海確實創作出許多備受肯定的作品，即便其原型可能不那麼完美，但依然散發著光芒。我們也應該知道，為了「打造」一個「全人」而說其所有作品都是「偉大不朽」，是極其不現實的事。也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深刻掌握冼星海的一生作為，實事求是，才有可能更好地繼續理解、剖析，甚至發揚他的創意。

朱士嘉為《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作序曰：「敘一朝興亡之由並及其文學、宗教、美術、科學之成績者，謂之國史；敘一家一族遷徙之跡並及其子若孫承績之系統與分佈之狀況者，謂之家譜、族譜；敘一人之道德、學問、事業，纖悉無遺而繫以年月者，當謂之年譜。年譜成而家譜、族譜始有所依據，家譜、族譜成而國史亦有所憑據。年譜之於國史，其關係至深且密。」又《漢語大辭典》解釋「年譜」為「用編年體裁記載個人生明事跡的著作。大多是後人就其著述及史籍所載事實考訂編次而成的。」然吾人已知「事實」是不容易取得的，它容易隨著人們的記憶膜糊與堂皇敘事，逐漸失去原本的面貌。在編纂《冼星海年譜》時，我也時常想到──究竟自己一歲、二歲、三歲時，或某年某月某日發生的事情，能否準確地依靠記憶如實表述呢？更何況，冼星海已逝去七十五年，離我們真的太過遙遠了。

單靠我一己之力，恐怕無法在這一年的課題執行期限內完成本譜編纂。本譜之所以能完成，仍不能迴避諶亞選、秦啟明、齊毓怡、戴鵬海等前輩學者相關初步工作，亦須參考《冼星海專輯》《冼星海全集》等文獻，才得以掌握起點、踏步出發。我也冀盼這本年譜，能像過去類似的學術成果一樣，為後續的冼星海研究盡棉薄之力，如此一點一點地推展，或將更能宏揚我國的文化藝術發展成就，並對前人留下的遺產瑰寶有所較為正確之認識。

在此，我也必須特別鄭重地，對鼎力襄助本譜編纂工作的人士及機關單位，致上十二萬分謝意。

感謝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李時銘博士，長期指導我學術研究方法及學位論文寫作，為本譜的體例確立及編纂工作提供建議。亦感謝中央音樂學院戴嘉枋研究員、星海音樂學院鄧希路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暨哈爾濱音樂學院李岩教授、上海音樂學院錢仁平教授對本譜編纂工作的支持。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合唱團及音樂總監朱振威先生，長期提供相關支持與協助。該團曾以《冼星海全集》刊錄之樂譜，於二○○七年演出《黃河大合唱》延安版本，亦曾參與二○一五年上海愛樂樂團之原版《黃河大合唱》首演，是目前可知完整演出冼星海兩部《黃河大合唱》原作的著名專業合唱團。同時，也要感謝中大合唱協會有限公司使本譜順利出版。

感謝上海愛樂樂團，於二○一五年為首演原版《黃河大合唱》，使今人能聽到冼星海原作音響，對相關研究產生頗多助益，尤其感謝曹以輯先生、張亮先生、龐鷹先生、侍元元女士、梁鑫磊女士、楊寧先生的支持與協助。亦感謝上海廣播電視臺合唱團及指揮何劍平先生、臺灣新節慶合唱團及指揮陳雲紅女士等參與是次演出。

感謝里昂圖書館中文部雷橄欖（Olivier Bialais）先生協助提供冼星海旅法時期重要文獻手稿影本。亦感謝烏蘭巴托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澳門中央圖書館澳門資料室為本譜提供相關文獻、解答疑惑。

感謝廣州番禺博物館（番禺冼星海紀念館）申林館長，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澳門冼星海紀念館）蕭潔銘小姐的支持與協助。

感謝冼妮娜女士於二○一三年及二○一四年接受採訪並提供有關資料。

感謝中國國家圖書館外文部主任顧犇先生代為查找資料。感謝杜超博士協助尋覓並代為解讀法國文獻。感謝麗水學院教師楊卡拉先生通讀本譜並提供校訂意見。並感謝舒群女士、陳燮陽先生、陳敦秀女士、左貞觀先生、張善文教授、葉波館長、何乃強爵士、姜世杰博士、林文仁博士、梁爽先生、文藝女士、胡先暉先生、林凱昌先生、曾道揚博士、吳抒岳博士、羅樂然博士、林俞佑博士、駱夢詠博士、查予晴博士、高遠致先生、蔡俊儒先生、張安東先生、劉笑梅女士、熊慧中女士、Yi-Yi TING及Emmanuel JORROT伉儷等，提供寶貴意見及相應支持。

感謝課題組成員──九江學院藝術學院副教授杜以佳博士的參與，協助尋覓及處理英文文獻。亦感謝九江學院藝術學院副教授黃麒潤博士協助翻譯本譜參考、徵引之俄文文獻。並要感謝九江學院各級領導對我工作的支持與鼓勵，以及協助處理課題項目申報及執行的各項事務。以及感謝廖麗晴、陳慧二位賢棣協助校訂工作。

更要感謝內人丁旭及家人對我的關懷與支持。尤其，在疫情之下，難免遇有種種困難及不快，仰賴家人之間的鼓勵及安慰，方得安然度過。

期待本譜在初版付梓之後，能獲得各界反饋，以利後續修正補遺，使之更加完善，並能夠妥善發揮其功能效用。本譜若有未臻周全之處，責任在我，敬祈方家不吝賜教指正。

出版有日，謹為跋之如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