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香港後，曾轉赴廣州。本月十四日，廣州市政府職員公餘同樂會於市政府禮堂舉行音樂會，節目內容包括先生獨奏小提琴、伍伯勝參事獨唱、林聲翕君鋼琴獨奏，市府銀樂隊及廣州音樂院弦樂隊亦參與演奏，「秩序甚佳」。又在廣州期間，拜訪馬思聰，將旅法事記及作品樂譜予馬氏閱覽，馬氏評價先生作品受比利時裔法國作曲家法朗克（César Franck）影響，惟鋼琴聲部效果不佳、不順手。後復返香港轉乘客輪「末等房艙」前往上海，並於結識船上同房旅客作家俯拾（本名陳凌霄），航程四日後船隻抵埠，俯拾將先生送到上海老靶子路（今武進路）與北四川路附近寓所，見到數日前辭去傭工的母親；然因暫無職業，只得依靠母親接濟。日後，偕母後搬移住所至呂班路（今黃浦區重慶南路），並招收學習提琴的學生，「算是暫時解決了生活的問題」。又此時期，開始著手創作第一交響曲《民族解放》，經伍伯就介紹結識聲樂教師克里洛拉（Krilora），伍伯就曾攜其去舞場玩樂，先生評價爵士樂「有它史的價值」但「不是我們所崇拜的」。先生並教伍伯就和聲、作曲知識，並贈送以宋代呂本中詞作〈采桑子〉譜寫之藝術歌曲〈別情〉。

【自述】〈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云：「我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個亭子間裡，會見了一別七年的母親。她比從前蒼老了許多。七年來，只靠自己養活自己，讓我去追求我的理想，她那種自我犧牲的母性，使我自覺難受得很。我那時想：我要好好的服侍她，不再讓她受苦了。但是我找不到職業，我還要吃母親的飯。以後，搬了家，招收了幾個學提琴的學生，算是暫時解決了生活的問題。」

【攷】《廣州音樂》第三卷第八、九期合刊〈本市音樂消息〉云：「市府職員公餘同樂會於九月十四日晚在該府禮堂舉行音樂會，有冼星海君獨奏小提琴，伍伯勝參事獨唱，林聲翕君鋼琴獨奏，市府銀樂隊及廣州音樂院弦樂隊合奏節目，秩序甚佳。」。

又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時事新報》第三張第一版〈音樂作曲家冼星海最近到滬〉云：「素負盛名之留法巴黎國立音樂院作曲系學生冼星海君，最近到滬，冼君留法研究音樂對年，為現代印象派領袖（保羅狄加）之高足，今夏比賽考試時列入最優之成績，且認為東方最有天才之音樂作曲家，冼君作品甚多，且其個性、感情濃厚而切實，為作曲界第一流人物。此次回國，乃省視其高年老母，順介紹作品為國人欣賞，存意創造中國新興音樂。冼君回國，先返廣州，曾在廣州市政府同樂會表演，極得該地人士稱譽，現來滬上，探視友好，不日將公開舉行個人作品演奏會云。」文中所稱「保羅狄加」即「保羅・杜卡」。

又何紫〈冼星海苦學記〉云：「他於是坐船回到了祖國。上岸的時候，像個癟三，但是手裡卻拿著樂器。」

又見一九三五年夏季條目所引〈年譜紀略〉。

又馬思聰〈憶冼星海〉云：「一九三四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廣州，天氣悶熱，突然星海出現在面前，他穿著冬天很厚的衣服。他剛從法國回來，所以沒有帶夏天的衣物。他摟著兩本大書，其一是他歷年所記載的事記，另外一本是他所作的樂譜。他的事記是一連串的苦鬥：他做過保姆，做過茶房，做過廚師，做過乞丐，做過輪船燒炭伕，他什麼都做過。他從這些苦工換得來麼呢？就是疊在這本紀事底下的一本樂曲了。這裡面有鋼琴與提琴的奏鳴曲，有〈風〉，有獨唱曲，有弦樂四重奏。我覺得他很受César Franck的影響，他鋼琴的曲子很不順手，沒有鋼琴的效果，他顯然不懂得鋼琴的技巧。可是他有氣魄，有粗野的力，有誠懇的真情。這一次的見面以後，他匆匆乘輪船往上海，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了。」

又俯拾〈冼星海及其創作路線〉云：「我和星海認識，是在一九三五年夏天。那時，我從南方回滬，星海則因他國立巴黎音樂院的先生（普羅杜卡斯）逝世，沒有人資助他繼續深造，同時祖國的澎湃的解放鬥爭，鼓舞著他獻身祖國的宿志，因此他回國了。我們同在香港轉船，又同船，他的古舊的提琴和苦力般的體格，引起我的注意。四天的航程，使我們漸漸熟識。我知道，他是一個船夫的兒子，是少年成名的『南國簫手』，是一個苦鬥無助的音樂家。他的大大小小的許多作品，浸染著他奮鬥的辛酸的淚，也浸染著多難的祖國的沉痛的淚，在淚光中，閃爍著烈火般的反抗的吼號。我為他的遭遇所感動，為他的作品所感動，而他對於祖國解放的惦念，對於祖國勞動階級解放的惦念，對於祖國新音樂運動的關懷，對於聶耳的天才的稱讚，更引起我的欣敬！船抵滬，我送他到老靶子路寓所，他的母親，幾天前辭去了女僕的工作，在那破舊亭子間裡等著他。他們見了面，哭了。暮年的母親，從年輕時守寡，整天勞動，為人做工，做女僕，借債……想盡辦法來維持著獨生兒子，並維持自己的生活。為了兒子的志願，她犧牲了一切。但是，孤苦的母親，只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稍得享母子天倫之樂，到去年她竟先她的愛子死於上海，狼狽地死于女僕的苦役裡。……伯母！您撫育星海，您曾待我如子，您曾維護我們的活動，今天聞訊，我止不住熱淚滿襟，願您的靈魂早得安息！」（見《俯拾詩歌集》頁三四四至三五二）

又見一九三五年夏季條目所引〈諶譜〉。

又何紫〈冼星海苦學記〉云：「到了上海，朋友薦他進了中國當時二大新興的影片公司：明星和聯華。這一時期他與田漢合作，為影片配了不少的樂曲。」

又伍伯就〈星海和他的琴〉云：「一九三五年，他剛從法國回來。我是多麼高興啊，我介紹他認識我的聲樂教師Krilora，她很贊賞星海的才能，於是，我們又成天的玩在一起了。他本來是不喜歡進舞場的，但是還陪伴我一道去。他說那些爵士樂，在美國，在世界音樂中，仍有它史的價值；雖不是我們所崇拜的。他整天教我和聲作曲，還特別送了我一只曲子，詞是呂本〔編按：『本』字原誤作『來』〕中的〈別情〉。」

又若枬〈憶冼星海同志〉云：「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間俯拾從南國回到上海，他很高興的告訴我，說他在船上結識了一位知友，是與馬思聰齊名的南國簫手，剛從法國回來的音樂家──冼星海。於是他把我帶到呂班路附近的一個小弄堂裡，在一間狹小的客堂裡，他介紹我認識了他在旅途中萍水相逢的莫逆新交，星海穿著破舊的西裝，他和母親──冼老太太是剛搬家到此，屋裡東西亂得很，他們一面整理一面懇切的接待我們，我們一見如故──這是建築在我們共同對祖國的熱愛，以及為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而服務的進步藝術思想之一致的基礎上的──之後就漸漸成為莫逆摯友，雖然我對於音樂完全是門外漢，但是，星海在極其艱苦惡劣的環境下，為學習鑽研其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音樂藝術而嘗盡人生苦味的堅忍的奮鬥意志，令我欽敬，他的充滿著辛酸血淚的生活經歷更感動我。」

又俯拾〈回憶冼星海創作《戰歌》〉云：「這難忘的一年〔編按：指一九三五年〕，我在〈冼星海及其創作路線〉（一九四六年作）一文中，曾有這樣一段回憶：這年夏天，我從南方回滬，在船上結識了星海同志。……激於愛國熱情，他離開了罪惡的巴黎，返國祖國的上海，準備將自己的音樂才能獻給祖國澎湃的解放鬥爭事業。」（見《俯拾詩歌集》頁三五三至三五七）

又俯拾〈緬懷冼星海〉云：「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間剛回國的星海想在港轉船回滬時，我和他初遇。回想起來，那時，聶耳逝世不久，無產階級和人民，正痛失自己在音樂戰線上的傑出開路人、難得的先驅，因此渴望補回損失。星海的出現，他的碼頭工人般的身軀，手裡卻提著個高雅的樂器，使我閃電般想起那焦灼揪心的補回聶耳損失問題。湊巧，我們轉船轉上了同船又同一個末等房艙，鋪位又節近。我們在互打招呼後就交談起來。星海問我在上海的情況，問上海及全國各方面的消息，並在我回答了他的詢問和詳細回問他在國外的情況後，就把他在巴黎和出國後情況逐步談出。」作者原注云：「我在〈冼星海及其創作路線〉和〈回憶冼星海創作《戰歌》的文章裡說是夏天，應是八九月。那時南方天氣確像夏天。」（見《俯拾詩歌集》頁三六○至三六八）

又司徒懷〈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和他的母親〉云：「那是一九三五年，星海穿著不合身和不合季節的衣服，經廣州至上海回到母親身邊。兩人相見，母親是老多了，兒子還強健，把希望寄託於現在和將來。」

又〈秦譜〉云：「（九月上旬）同旬，自香港抵達廣州，即去市府委託參事伍伯勝（伍伯就兄）在廣州謀職。」又云：「九月十四日，赴廣州市府大禮堂出席伍伯勝率廣州市府職員公餘同樂會舉行的音樂會，冼星海與伍伯勝分別表演了小提琴獨奏和男聲獨唱。」又云：「九月中旬，因託伍伯勝謀職失敗，轉程香港，與俯拾同途乘輪抵滬，由俯引領重見闊別六年的母親，始知她剛辭去女傭工作生活極端艱難，內疚得失聲痛哭表示要陪伴母親，不能再讓老人受苦了！」又云：「九月下旬，奉母遷居上海呂班路一弄堂小屋，為生活所逼，經友人介紹始以收教小提琴學生為業。」又《全集》第二卷頁一注云：「（歌曲〈別情〉）一九三六年作於上海。〔宋〕呂本中原作詞名為〈採桑子〉，冼星海手稿以〈別情〉為曲名。……」

又《全集》第二卷〈別情〉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六年作於上海。……一九四○年在蘇聯時，將此歌與〈竹枝詞（一）〉〈楊柳枝詞〉〈憶秦娥〉等三首合編為《古詩別情》歌集，並在手稿首頁上寫著：『藉以紀念失陷了的廣州、江南江北和其它的失地。我懷念著祖國如同懷念戀人一樣，我們總有一日打退了敵人，回到我們的故鄉』。……」

〔按〕〈秦譜〉稱冼星海抵達香港後即往廣州託伍伯勝謀事（據何安東致秦氏信函所言），然該信未見故存疑。然冼氏應不晚於九月抵滬，因據孫慎記述，九月時冼氏參與呂驥主持的歌詠活動，惟具體時序難攷，故將相關事件均繫於此處。又冼氏所言之「北四川路」與俯拾所言之「老靶子路」，分別為南北向及東西向之道路，有交叉口，故二人分別對地名有不同表述，應係指冼氏母親黃蘇英住處。另外，〈秦譜〉所記冼氏偕母遷居呂班路、招收小提琴學生一事，稱參考若枬〈憶冼星海同志〉一文，然該文並未稱此事件發生於「九月下旬」。另外，從《時事新報》報導中可見，當時對冼氏之介紹已略有誇大溢美。

又呂驥發動「業餘合唱團」「民眾歌詠會」等團體假北四川路精武體育會禮堂舉行群眾歌詠音樂會，先生出席活動遂與呂氏結識。爾後，呂氏交付由孫師毅（施誼）創作的〈五卅十週年紀念歌〉歌詞予先生，稱因忙碌未有譜曲，先生便在一小時內譜作齊唱曲，並於完成當晚交予詞作者，與孫氏結識。

【自述】〈創作雜記〉云：「在上海時大約寫了三百多首救亡歌曲，都是在短少時間寫出的。第一首救亡歌曲，應該是〈五卅十週年紀念歌〉，是在一九三五年寫的，那時第一次相識呂驥，他因忙不能寫，就把這首歌曲交我，我在一小時內完成，就在晚上拿給施誼（詞的作者，原名孫師毅），因此又與他認識。」

【攷】〈秦譜〉云：「（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為紀念『五・卅』慘案十週年，作齊唱曲〈五卅第十一週年紀念歌〉（施誼詞）。」

又〈戴文〉云：「〈冼文〉〔編按：指〈創作雜記〉〕只說過他的『……（見前）』。並無『四月二十一日』『第十一週年』之說。另外，歌詞首句就是『十年前的「五卅」這一天』；第二段歌詞末句也是『「五卅」慘案轉眼十年』。足見此歌確為紀念五卅十週年之作。但《冼星海全集》第二卷收入此歌時，曲名卻與〈秦文〉相同，並加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作於上海，不知何以如此？！」

又《全集》第二卷〈五卅第十一週年紀念歌〉樂譜編輯注云：「一九三六年五月作於上海。」

又孫慎〈呂驥同志和救亡歌詠運動──祝賀呂驥同志從事音樂工作六十週年〉云：「為了促使歌詠團體的相互學習，並進一步推動歌詠運動的發展，一九三五年九月，曾由呂驥同志發動，由『業餘合唱團』『民眾歌詠會』等聯合其他歌詠隊假北四川路精武體育會禮堂舉行了一次群眾歌詠音樂會。參加的團體都表演了各自練唱的歌曲，我記得『業餘』唱的是聶耳的〈打長江〉和蘇聯歌曲〈青年戰歌〉〈青年歌〉等幾首歌曲。在這次音樂會的觀眾席上坐著一位受大家注意的客人，他就是回國不久的冼星海同志。這是他回國後第一次參加規模較大的群眾性歌詠活動。不久，冼星海同志就以他的歌曲創作和教唱活動積極投身和參與領導群眾救亡歌詠活動。」（見《孫慎曲文集（下）》頁一二六至一三三）

〔按〕戴鵬海指出的作品標題及時間問題，頗值得考究。不但《全集》將歌曲名稱作〈「五卅」第十一週年紀念歌〉，並稱作品作於一九三六年五月，《專輯》收錄之樂譜標題亦如是。然冼星海不可能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創作此曲，因其時冼氏尚在巴黎，並出席保羅・杜卡追悼會；又歌曲名稱不論為〈五卅十週年紀念歌〉或〈五卅第十一週年紀念歌〉皆不代表作品一定要在五月三十日或五月創作。冼氏自述作品係與呂驥結識後不久所創作，而冼氏與呂驥結識的時間即為本月，因參加上海歌詠活動而有所互動。因此，〈五卅十週年紀念歌〉確為紀念「五卅慘案」十週年而寫（一九三五年），並較有可能發生在九月冼氏與呂驥結識後較近的時間。

又自七月十日起蘇北發生水災，先生曾自述抵滬後應「南國社」友人邀請，赴難京觀看災情，然「因故不能成行」。在寧期間，先生隨友人「到歌女處聽唱」，並「在旁記下他們的曲調和情緒」，欲使創作「能夠充滿著各種被壓迫的同胞的呼聲，這樣我才能把音樂為被壓迫的祖國服務」。

【自述】〈我學習音樂的經過〉云：「那年秋江北大水災，我應了『南國社』友人之邀到南京要去看大水災，後因故不能成行。在南京時跟過友人到歌女處聽唱。他們一邊和歌女周旋，我在旁記下他們的曲調和情緒，我想把我的音樂創作能夠充滿著各種被壓迫的同胞的呼聲，這樣我才能把音樂為被壓迫的祖國服務。」

〔按〕冼星海自述稱事件發生於「那年秋」，未知具體時序，僅知為抵滬之後，故暫繫於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