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中共中央電召，與袁牧之等人預備取道蒙古返國，卻因受阻撓未果，疑曾於中蒙邊境遭逮捕拘留又獲釋放。後抵烏蘭巴托，化名「孔宇」，於中國工人俱樂部擔任音樂組教員。任職期間，除教學工作以外，亦創作歌曲、應邀指揮交響樂團、演奏小提琴、排練並演出《黃河大合唱》等文藝節目，其文化活動成就為烏蘭巴托藝文界所關注，並結識蒙古作曲家魯布桑紮布・莫爾道爾吉（Лувсанжамбын Мөрдорж）、畢力格・達木丁蘇倫（Билэгийн Дамдинсүрэн），以及當地中央劇院的蘇聯專家西米爾諾夫（原名待攷）。先生曾在當地演奏其創作之〈烏蘭巴托的一天〉，並由西米爾諾夫以鋼琴伴奏。

【攷】張銳〈冼星海在蒙古的音樂朋友〉云：「星海同志於一九四二年到了烏蘭巴托，一天夜晚，他走到了中國工人俱樂部音樂室的窗口，發現室內正在排練樂〔編按：原文如此，疑作『排練音樂』〕和唱歌。他便靜靜地在那裡聽著，回去之後，第二天又來，他真捨不得離開那裡，他愛人民的歌唱。兩天、三天，終於我們發現了他，便請他進來，問道：『你從哪裡來的？為什麼老在窗外？』星海同志回答說：『我是一個音樂家，我聽到你們唱歌奏樂就很高興。』同志們說：『請你為我們演奏一曲好嗎？』他回答：『可以，就用你們的提琴，演奏你們正在練習的樂曲吧！』演奏完了，工人同志們高興得不知怎麼表示才好。他們找到了先生和朋友。大家都說：『你是個了不起的音樂家，你願意做我們的先生嗎？』星海同志熱情的回答說：『願意，我很高興教你們，只要我能做到的，我盡我的力量來幫助你們！』從這以後，他每星期五的晚上都到中國工人俱樂部來上課，講樂理、指揮，教授各種樂器──鋼琴、提琴、黑管、三弦、二胡和笛子──並開始教五線譜，訓練合奏、合唱和獨唱，每週都組織音樂會演出。星海同志來以前，俱樂部裡是沒有單獨的音樂會的。」（見《專輯》第四冊頁五五至五七）

又王榮〈回憶冼星海同志在烏蘭巴托〉云：「冼星海同志來到以後〔編按：指中國工人俱樂部〕擔任音樂組教員，還有同他一起來的幾位同志有袁牧之擔任戲劇組導演，鍾赤賓擔任紅色娛樂室宣傳員。這三位同志的姓名都是他們的真名實姓，他們來到烏蘭巴托的姓名是：孔宇（冼星海）、丁山（袁牧之）、楊晉（鍾赤賓）。自從這些同志分別擔任了上述各部門工作以後，使俱樂部的工作走上新的階段，可以說最達到俱樂部工作有史以來最高峰。如：冼星海同志的《黃河大合唱》以及其他革命歌曲等節目……他們的這些活動，曾經一度轟動了烏蘭巴托市，不僅受到廣大華僑的稱贊和歡迎，而且也引起蒙古文藝界許多知名人士的注意。如：蒙古作曲家達木丁蘇倫、莫爾道爾吉，以及中央劇院的蘇聯專家西米爾諾夫等經常同冼星海同志接觸聯繫，相互交談。……記得是在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一個早晨，俱樂部的工作人員上班以後，人們就議論說，昨天夜裡來了幾個來歷不明的中國人，就住在俱樂部的一間教室裡。於是，有些好奇的人有的在教室的門外看，有的進入教室內同他們交談。從這些人的外表來看，一個個面色蒼白，頭髮長得很長，身上穿著沾滿油垢的蒙古式舊棉衣和舊氈靴，一眼就能看出他們是經過相當長期折磨度過監獄生活的人。當時很多不明真象的人就紛紛議論猜測，認為他們是為逃避日本鬼子的迫害而越境被捕入獄，然後弄清是〔編按：『是』字原作『事』〕非而被釋放。並且認為他們不過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根本沒有想到而以後才知道這些人都是有所作為的人，是不畏艱險為革命為人民的事業而貢獻自己力量的人。這時，俱樂部負責人經過研究討論之後，首先一方面為他們安排衣食住等生活事宜。俱樂部在經濟上是完全依靠自己自力更生的單位，因而工會中央理事會也就很快的批准了增加編制的要求。同時，俱樂部負責人同他們談話並瞭解了他們每個人的特長和技能，如前面說過冼星海同志任音樂組教員……另一方面，向上級領導提出申請增加編制的要求……冼星海同志開始工作不久後，首先譜寫了『中工俱樂部部歌』，記得歌詞頭幾句是：『中工俱樂部，偉大堂皇，組織健強……，』當時正是蒙古全國組織起志願軍的時候，他又譜寫了『志願軍之歌』，歌詞頭幾句是：『志願軍，志願軍，志願精神志願心……』。繼之，就譜寫成他的傑作《黃河大合唱》，以及〈烏蘭巴托的一天〉等樂曲。……記得《黃河大合唱》的歌詞共分八段……經過一段練習時間，冼星海同志認為差不多了，於是就在俱樂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型音樂會舞臺上公演了。冼星海同志親自指揮，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記得有一次，中央劇院舉行音樂會，達木丁蘇倫請冼星海同志為他們指揮交響樂團演奏，同時，冼星海同志用小提琴獨奏了他創作〈烏蘭巴托的一天〉，西米爾諾夫為他鋼琴伴奏。……博得聽眾熱烈歡迎。交響樂團的藝術家們給予很高的評價，有的說他是『蒙得格空（意思是了不起的人）』。」（見《專輯》第四冊頁八三至八九）

又〈秦譜〉云：「（一九四二年）春季，與袁牧之受聘去烏蘭巴托中工俱樂部，在音樂組、戲劇組分任教學工作。同季，作齊唱曲〈中國工人俱樂之歌〉〈志願軍之歌〉。」又云：「秋季，假中工俱樂部指揮旅蒙華僑排演《黃河大合唱》，演出譽滿全城。同季，應蒙古作曲家達木丁蘇倫之邀，赴烏蘭巴托中央劇院指揮交響樂隊演奏交響樂，並在西明諾夫（蘇聯音樂專家）鋼琴伴奏下獨奏本人小提琴曲〈烏蘭巴托的早晨〉。音樂才能征服舉座，在場的蒙古音樂家驚呼『蒙得利空（了不起的音樂家）』！」

又〈戴文〉云：「〈王文〉〔編按：指王榮〈回憶冼星海同志在烏蘭巴托〉〕僅提到星海在中國工人俱樂部當過音樂組教員，但無『春季』受聘之說。〈張文〉〔編按：指張銳〈冼星海在蒙古的音樂朋友〉〕關於星海到中國工人俱樂部工作的經過則是這樣說的：『……（見前）』。同樣未提到何時上任。」又云：「〈王文〉只提到星海『……（見前涉及〈中工俱樂部部歌〉及〈志願軍之歌〉段落）』。並無『春季』之說。」又云：「〈王文〉談到《黃河大合唱》時，只說過『……（見前涉及《黃河大合唱》段落）』。並未提到何時、在何場所、由哪些人演出，更無『譽滿全城』之說。」又云：「〈王文〉為『……（見前涉及中央劇院音樂會段落）』。並無『秋季』『演奏交響樂』之說，也無『音樂才能征服舉做』（此句不通！）和『驚呼』等誇飾之辭。此外，〈秦文〉還把曲名和蒙古語的譯音、譯義搞錯了！」

又郭學勤《千面人生──袁牧之傳》云：「後來，袁牧之與冼星海也曾有過一次回國的機會，但卻被人為地阻斷了。那是一九四二年初，奉黨中央電召，袁牧之、冼星海和幾位在蘇聯的同志一起，取道蒙古準備啟程回國。但是，到了蒙古以後，卻受到了反動派的阻撓，他們被滯留在蒙古，無法繼續前行了。在蒙古等待回國期間，袁牧之和冼星海住在烏蘭巴托俱樂部。當時，聽說蘇聯紅軍正準備打進中國的東北，於是，袁牧之他們就把回國的希望寄托在了蘇聯紅軍身上，想趁蘇聯紅軍打進中國東北的時候，隨蘇聯紅軍一起進來。但是，他們等了很長時間，蘇聯紅軍也沒有行動。這時，他們在烏蘭巴托卻被日本人注意上了。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緊張的時刻，日本特務到處都是。日本人對中國人很敏感，一見到中國人，就以為是間諜，在暗地裡搞串連。被日本人盯上以後，他們的處境非常危險，為了安全起見，袁牧之和冼星海被迫離開烏蘭巴托上山避難。山上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甚至連理髮都沒辦法，他們生活得非常艱難。」（頁一四三至一四四）

又見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條目所引李思慎〈李立三幫助患難中的冼星海〉。

〔按〕冼星海一行抵達蒙古的具體時間不明，郭學勤指出係一九四二年初，王榮亦表明是年春季某日發現冼氏一行。又王榮指出冼氏一行疑似曾被捕入獄，冼氏化名「孔宇」時編造之虛構自傳亦有類似情節表述（見譜後附文），且郭學勤提及烏蘭巴托內亦有日軍勢力、國內保守勢力（所謂「反動派」）活動，處境危險，雖無直接證據考察，仍可作出冼氏被捕獲釋情事之推測；然即便被捕，時間應不致如「孔宇自傳」所述長達九個月，因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冼氏一行位於前往蒙古路途中，翌年春季抵達烏蘭巴托，時間相隔未遠。

〈戴文〉指謫〈秦譜〉處，值得商榷者有二：一、認為王榮並未明指冼氏於春季「受聘」及「上任」；二、認為〈秦譜〉稱冼氏參與的文藝演出「譽滿全城」及文藝界「驚呼」為誇大措辭。然而，王榮之文為插敘寫作，若通篇閱讀，則可知一九四二年春季某日中國工人俱樂部發現冼氏一行，與為冼氏一行安排生活起居、提供職務等事，時間差距很短，又依常理思維推測，不可能某日發現落難者後，相隔數日、數週、數月才幫扶，故冼氏一行於春季抵達中國工人俱樂部後、很快便融入該俱樂部之生活與工作環境中，合情合理。又王榮確曾提及，冼氏供職於俱樂部中編排演出包含《黃河大合唱》等文藝節目，且受到烏蘭巴托僑界及本地文藝界人士關注，亦使用「轟動了烏蘭巴托市」表述，因此秦氏「譽滿全城」措辭，尚有依據。反而戴氏部分指謫，略有斷章取義之嫌，未顧及王榮前後文言辭。但是，〈秦譜〉將冼氏供職於中國工人俱樂部期間的諸多事件，未加攷證即臆測發生時間，且部分文獻引述錯誤，實乃不妥。然目前吾人尚難得知冼氏供職於中國工人俱樂部期間，各類事件發生的具體細節，故均繫於此條目中，以利讀者關照查閱。

經查，魯布桑紮布・莫爾道爾吉、畢力格・達木丁蘇倫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國歌作曲者（畢力格・達木丁蘇倫亦為作詞者）。又《全集》等文獻未曾收錄〈中工俱樂部部歌〉及〈志願軍之歌〉樂譜，今人無從得知作品全貌。

又抵達蒙古後，開始創作管弦樂第三組曲《敕勒歌》，作品共分五段，靈感源於與茅盾於西安交流創作經驗時提及南北朝民歌〈敕勒歌〉。其中第一、二段於是年三月前寫成，年底抵達哈薩克阿拉木圖後方作畢全曲縮譜。

【自述】〈創作雜記〉云：「這個第三組曲是繼續第二組曲而寫。一九四二年春在У. Б即開始寫作，第一、二兩段在三月前已寫好，並且公開演奏和播音，尤以第二段得了許多人的愛聽。其他的樂章本想寫六段而成為第三組曲，因教課忙，遲遲至十二月九日抵Ａ城後，才把最後一段完成。這個組曲就以五段寫成。按：以上五段完成的是鋼琴譜，至於配器還待有時間才可以完成之，若不是生活變動！這組曲老早就寫成了！這組曲是描寫У. Б的一天，本來就用這個標題，後來就簡單用『У. Б』兩個字，但又覺不妥，最後用《敕勒歌》覺得合適些。我曾回憶到第一次和茅盾先生在西安會面時談話，談及我們兩人最後的創作，他聽了我告訴他怎樣創作《民族交響樂》和它的內容的時候，他就提到我們中國南北朝鮮卑民歌的〈敕勒歌〉……為著改變這曲的一些特殊的性質，我特地用標題為《敕勒歌》以紀念蒙古的一天。」

【攷】〈秦譜〉云：「十二月，完成管弦樂《第三組曲・敕勒歌》鋼琴譜，標題用以『紀念蒙古的一天』。」

又〈戴文〉云：「〈冼文〉原為『……（見前）』。〈秦文〉顯然沒有將〈冼文〉的意思完成地表達出來。但〈冼文〉前後也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烏蘭巴托是小概念，蒙古是大概念。」

〔按〕戴氏認為〈秦譜〉僅指出冼星海自述「紀念蒙古的一天」，而忽略「У. Б」有烏蘭巴托之意，並指出冼氏自述矛盾，或許為忽略《全集》原注冼氏常以「У. Б」泛指蒙古人民共和國。

但更為重要的，是據冼氏自述所記，並未明確表述《敕勒歌》於是年十二月殺青，而是在「十二月九日抵Ａ城後」才完成縮譜，至於冼氏抵達阿拉木圖後以多久時間寫就《敕勒歌》五段，尚不可考。

又據《全集》第五卷，《敕勒歌》樂譜雖以鋼琴譜為主，但有外加譜表（最多四行，分上下表示高、低音區，鋼琴譜表夾於其中）表示個別樂器布局，因此冼氏所謂之「鋼琴譜」，實際上為樂隊縮譜。